○邱 捷

　　“文化”是个开放概念，与历史密不可分。广义的“岭南文化”包含很多细节，所有与岭南有关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献，都是研究岭南文化的重要材料。《杜凤治日记》绝大部分内容写了晚清广东，涉及晚清广东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这部日记体量大，有370万字，是研究晚清历史文化极为有价值的史料。

　　一是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在广东的碰撞与交融。在清朝前中期，广州一度是同西方国家交往的唯一“合法”“正规”的港口。到了晚清，广东既是中国抵抗西方侵略的前沿阵地，又是西方先进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杜凤治当了5年多“广州市长”，又兼做两广总督的外交助手，同外国事物、外国人有很多接触。《杜凤治日记》对同治、咸丰年间中西文化在广东的交融、碰撞，描绘了详细、生动的图景。

　　例如，日记所记同治十年夏天的“神仙粉事件”，史籍很少提及。当年民间流传洋人收买一些中国人在水井撒放“神仙粉”，让很多人生病，求洋人医治，洋人就可以趁机逼迫中国人信基督教。一些人趁机鼓吹烧教堂，引发一场危机。两广总督瑞麟同下属文武官员冤杀了多名无辜者，千方百计取得洋人的谅解，事情才得以了结。“神仙粉”事件是西方侵略、中国民间反抗，中西文化、宗教碰撞等因素造成的。日记中的记载反映了清朝官员、民众的文化观念，官员、百姓、洋人的三者关系。杜凤治所写各级官员的看法、想法、做法尤其真实可信。

　　杜凤治愿意了解西方，他读《瀛环志略》，知道太阳、地球、月球之间关系，对西方技术钦羡，知道西方先进事物被中国接受不可避免。在生活方面，他写过轮船、钟表、温度计、照相、钟点记时，但日记里没有购买洋布衣料和看西医记载。因此，当时人们对西方器物文化深入到什么程度，还需要仔细研究。不可认为，鸦片战争后西方的事物很快就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杜凤治对西方的器物尚且不能完全接受，对西方制度、技术等先进方面不愿正视、不能理解。他去香港，赞扬建筑，只羡慕“官治”。日记里处处表现出对清朝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的毫无怀疑。别说维新改革，就算是洋务运动他也不理解，对购买外国机器等，见解还不如高官瑞麟、刘坤一。杜凤治算是一名对西方事物有所了解的官员，又在西方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广州任职，他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必多说。这反映了政治改革缺乏社会思想、文化基础。

　　二是反映了广东风俗文化。杜凤治是江浙士大夫，从正统文化，特别以科举文化为着眼点，这让他有了文化上的优越感，看不起广东和广东人。其实当时浙江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经济恢复不如广东，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广东，幕客“脩金”只有广东的2/3。

　　杜凤治对广东士绅“重财货”“轻廉耻”多有批评。他的批评带有偏见成分，事实上广东士大夫重商、务实、受纲常伦理束缚相对宽松。杜凤治批评很多士绅不注意衣着，愿意与“家人”交往。杜凤治的亲戚、榜眼许其光与杜凤治的“家人”严澄是“小学同学”，后来地位悬殊，但仍相交如兄弟。严澄虽然身为奴仆，但完全具备一般士大夫的知识水准。这个个案反映了广东人不大计较名义上的社会地位与身份，但杜凤治就看不惯。

　　杜凤治认为广东人不甚尊重王法、不怕官、不安本分、民风剽悍、人心浮动，所以赌博、盗贼特别多，杀都杀不完，杀不怕 。通过对广东社会的观察和做地方官的体验，他认为广东将来会成为下一次天下大乱的策源地。他不止一次在日记预言，不出十年，就会有人振臂一呼，在广东发动数以十万计的人造反。当时，杜凤治只想到会再出现太平天国、洪兵起事这样的大变动。没想到他来广东的当年，即1866年出生的孙中山后来真的振臂一呼，成千上万广东人奋起反抗清朝，广东果然成为中国新的大变动的策源地。从杜凤治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些原因。

　　三是反映了当时岭南的社会生活。《杜凤治日记》里有大量细节，包括岭南人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年成物价等等，以及文化生活，如关于祭祀、节日、戏剧。杜凤治对广州的记载很多，为研究广州地方史提供很多新材料，例如越秀山（观音山）、白云山、花地、泮塘、布政使署、城区、西关等等景点、地标建筑。

　　关于南海神庙祭祀，杜凤治在日记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布政使、巡抚都有祭祀的责任。他曾经陪同祭祀，对祭祀的细节以及对当日神庙的环境有较详细的记载。近年出版的《南海神庙志》就引用了日记里的内容。同治八年八月，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双门底大打醮的盛况。“至藩司前一直抵双门底”，也就是今天的财厅前到大南路一段，都摆了各种人物像。杜凤治按照粤语，把人物记为“公仔”，还有演戏，热闹非凡。

　　同治十二年关于“春色抬搁”的记载，是一次“官民同乐”的迎春巡游大庆典，日记记载全城官民都参与，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这段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情风俗，也反映了官府对活动的重视和投入。这样大规模的活动，没有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和治安案件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