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绿色 少女文学 植物性思维

　　○班 马

　　作家韦伶对于“树文学”的写作，并不是明确设定和设计的文学方向，而是有着一种从不自觉到逐步获有的演进过程。在韦伶的本色作家书写行为中，自带一条走向“树”或回到“树”的必然路径，也存在着作家个人和外界“符号”定位的强化与催化作用。

　　1989年~1990年对“稳定型”少女的审美投射。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一书中，韦伶有过这样的表达：同男孩仍处于幼稚“动”的状态相对应的，开始走向少女的大女孩却在趋向能给以她们“稳定感”的存在；除了文学人物的“男人”类型倾向之外，还有着自然界的那些以风雨不动、苍劲可靠为精神依托的天地“植物”。

　　在小说集《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韦伶、班马合集）的自序中，韦伶对于属于“大西南的墨绿”的文学色彩，以及“林中”之“幽影”“小绿人”的称谓，都已认同。

　　1992年，韦伶表达了有关女性的“植物性思维”的性向层面。

　　1994年，韦伶在《走神女孩》中，完整表达了浓重的“植物”与“树”的意象。文学投射和艺术意象都已十分明确，但更多的还是泛自然的女性自然主义者。

　　1994年，在首次以“绿人”命名并创刊的《绿人儿童画报》中，作为文字主编的韦伶主持“绿人姐姐”信箱，并以“绿人”“绿头发”的装扮出现；属于对于一种“社会身份”的宣示，或是对一种“人格身份”的自认。

　　1997年韦伶幻想文学《幽秘花园》出版，让其回到了精神属地——大西南山林和“精神之树”所在的红岩村童年之地。

　　关于1992年~2001年间的“反城市反工业化”作品争议，韦伶较浓重的“返回自然”“山林之野”和“反城市水泥森林”的作品及观念，在被质疑和讨论的阶段，获得了当时《少年文艺》主编沈飙支持。这一来自文学媒体的坚定支持，对于韦伶坚守自我文学方向，起到重要作用。自1992年发表短篇幻想小说《公路》，直到2001年，可以看到韦伶的某种反城市化、反工业化的文学情绪显然处于发展和加重之中；她当时应该并未接触到“女性生态主义”，但契合这种将“女性”文化属性与“绿色”“生态”自然属性天然合一的观念。从作家论和文艺创作心理的角度，可看到某种“挚念”，及其由此而确立起了创作“旗帜”。或可说立场更坚定，信念已固化。“绿人”也已增加了动词的念义；以“绿”创人，以“绿”化人。

　　2003年创立“少女作家班”，韦伶主编了一系列少女作家班作品集，得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支持，出版《月亮女孩的花园》《树的屋子》《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等图书。

　　2007年开始的“女书”文化符号让韦伶的写作个性进一步发展。韦伶对湖南的“女书”文化现象早在写作《走神女孩》一书之时即已特别关注，直至2007年才得以开车抵达这一位于湘南的“女书村”；之后，则数度进行了精神朝圣般的拜访和交流，并将少女作家班同样地带往此地。这一文化行为，很明显地具有“文化归属”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含义。这种“女书”行为，在我看来既可以理解“她”的独立和自立，但也具有一种“她”的区隔性；而这可能会加重韦伶对“她”与“幽”的进一步联结；有如自成一体的“女书”，与“幽然独在”的“山中大树”的那种“独幽”方式的处世取向。通过“女书”已使作家对“自然”和“自在”（而不是“社会”和“公共”）加深仪式般的信仰。

　　2013年，在广州举行的“《绿人姐姐的少女作家班》丛书发布暨少女文学研讨会”上，“少女文学”成为一种话语景象。

　　韦伶的绿色写作及其“树文学”的演进，近10年来直接指向了对“树”“树屋”以及“林中家园”的关注。在《绿人家园》中，将“虚构”的树文学同“非虚构”的树屋现场和树上生活场景相叠合；也将“作家写作行为”同“作品文本”以及“作品描写”“实境呈现”构成对接。

　　以上可以看出韦伶“树文学”现象的发生、渐进、逐步演化成形的发展路径。韦伶童年“少女树”的情结、对女性文化“植物性思维”的主张，超越了一切刻意的设计，达到了“从树到树”的文学彼岸的自渡，也体现了作家对“树”的自我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