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娜（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晚明大儒黄道周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具有耿介高洁的道德人格，而且有宏富卓异的思想学识，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给予黄道周高度评价：“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这样一位儒学巨擘的思想学说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和阐发。《黄道周经学思想论稿》一书打破了学术界多年来黄道周研究的沉寂局面，对推动黄道周经学思想研究乃至明清学术思想研究都具有积极作用。
首先，总结了黄道周经学大家的历史地位。
作为晚明大儒，黄道周的著述超过百卷，其中绝大部分是经学著作，仅存世的经学著述就有《易》类十三种、《尚书》类四种、《诗经》类五种、《周礼》类一种、《礼记》类九种、《孝经》类七种，其论学体著作《榕坛问业》主要内容也是阐发经学。上述著作遍涉群经，内容广泛深刻，体例丰富多样，黄宗羲谓“漳浦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清人称誉黄道周为“经书功臣”。在明代思想家中，无论是经学著作总量还是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数量，黄道周都是屈指可数的人物。遗憾的是，学界公认黄道周是晚明大儒，但从来没有人把黄道周视为经学大家，无论是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朱维铮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还是近些年出版的经学史论著，都没有对黄道周的经学思想给以足够的关注，故鲜有论及。
《黄道周经学思想论稿》是学术界第一部较为系统论析黄道周经学思想的著作。作者以明代经学的发展演变为背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黄道周的《诗经》学、三《礼》学、《易》学和《春秋》学思想，内容涉及黄道周对经典文本与文字的考订、黄道周对经学史上焦点问题的立场、黄道周对汉学宋学的评析、黄道周对经典意蕴的阐发与弘扬。作者在全面梳理黄道周经学著述的基础上，深入阐发了黄道周的经学思想，第一次展现了黄道周经学大家的学术风貌与地位。
其次，揭示了黄道周以思想引领学术、以学术支撑思想的经学范式。
众所周知，在儒学发展史上，汉代经学（包括后来的乾嘉汉学）与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两种典型形态，两种儒学形态也构成了经学的两种范式，即汉学与宋学。传统观点认为，汉学着眼于经典的文字训诂，是以学术为根基的经学；宋学追逐经典的心性义理，是打着经学旗号的哲学。宋儒嘲讽汉儒浅陋无识，而乾嘉诸儒则非议宋学空疏无根，汉学宋学势同水火。
该书认为，黄道周的经学思想介于汉宋之间，既不同于汉学，也有别于宋学，呈现了汉宋兼采的样态，他既不排斥汉学又不沉溺于章句训诂，既皈依宋学又不流于空疏虚诞。汉学的首要宗旨是无条件崇奉经典，宋学的一个风气是疑经与改经，黄道周则主张对经典文本要保持审慎、严谨的态度，反对随意删改，“汉儒传注，都是礼数曲折所系，未可泛删。见今人读书，不知贾、王、马、郑是何贯籍，真可一叹也” 。对于宋儒非议颇多的《周官》《仪礼》，黄道周认为两部文献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确所当行”之价值。显然，在崇尚学术根基和严谨性方面，黄道周认同汉学。
与此同时，黄道周并没有沿袭汉唐通行的经传注疏方式，而是采用了“明义”“集传”这种便于思想发挥的解经传经方式，这显然是受了宋学的影响。以《儒行集传》为例，《礼记》中的《儒行》篇受到宋儒鄙薄，认为它不够纯正，黄道周则认为《儒行》篇体现了孔孟“力行求仁”的思想旨归，堪与《大学》《中庸》并称，故黄道周倾力撰著《儒行集传》。他将《儒行》一篇分为十八章，根据各章的宗旨而自创篇目如“自立”“容貌”“特立”“刚毅”“交友”“尊让”等，每一章的诠释都按照经文、疏解、史传、评语的方式展开。黄道周诠释的重点不是文字考订与训诂，而是通过汇集若干历史事件、人物言行来诠解经文的思想大旨。从经学形态上，《儒行集传》的每一章都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结构，主题集中，论证详细，结论明确，犹如一篇独立的文章。正因为如此，在《儒行》诠释史上，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观点，黄道周的《儒行集传》都堪称翘楚，故清儒王继廉称《儒行集传》是“治世之良书”。以阐发思想为主而不脱离文本，以文本考订来强化思想阐发的说服力，这样的经学模式构成了明清经学发展转变的重要一环。
再次，阐释了黄道周经学思想的特点与价值。
晚明时期，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旧经学思潮僵而未死，以乾嘉汉学为代表的新经学思潮潜而未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黄道周的经学思想就具有了催旧启新的特点与价值。
其一是质疑朱学权威、兼容与回归汉学。该书认为，明代中后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趋保守僵化，而标榜张扬自我心灵的阳明后学则走向荡越歧途，面对思想界的混乱与社会道德的失范，痛心疾首的黄道周打出了“救之以六经”的旗帜。从经学视野看，汉代经学的根基是“五经”学，宋学的根基则是朱子的“四书”学，因此，黄道周的“救之以六经”就具有了突破宋学壁垒、兼容与回归汉学的思想指向。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为“洛闽宗派”，“确守朱熹之道脉”。该书则认为，无论是经学进路，还是对经典文本与思想的看法，黄道周与朱熹都有所不同，并对朱子多有质疑与驳正。如朱熹以四书为本，而黄道周则以六经为本，以六经取代“四书”作为知识和真理的支撑系统；朱熹轻视《孝经》，甚至否认《孝经》的经典地位，认为《孝经》仅仅是给下层百姓的伦理手册，黄道周则极为重视《孝经》，认为它是六经之总纲、天地之大法；朱熹重订《大学》，调整并增补文字，黄道周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朱熹补缺《大学》是“误书翻阅”。这些质疑与异议对破除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学权威、重新认识与吸收汉学理念具有积极作用。
其二是批判阳明后学的玄虚与荡越之风，开启实学端倪。
该书认为，经世与修身是黄道周经学思想的两个落脚点，从这样的思想立场出发，黄道周对阳明后学空谈心性、不务实际、自私狂放等弊端展开了尖锐批判。他主张，无论经世还是治心，都要在细处着眼，在实处用力，通经致用，身体力行。在治学范围上，黄道周一方面以六经为天道载体、学问渊薮，另一方面又倡导博物之学和实测之学，他曾编辑《博物典汇》一书，内容涉及天文、历象、礼制、乐制、理学等70多个知识门类，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学科，概括了这些知识门类的历史简况与主要观点。黄道周的这些理念和努力，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具有促进作用。
黄道周不仅拥有丰硕的经学著作，而且拥有深刻的经学理念和新异的经学见解，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黄道周经学思想论稿》不仅大大拓展了黄道周思想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填补了晚明乃至明清时期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新时代继承儒家思想的精髓并创新、发展，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