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吴申伦（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 □采访人：聂慧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建设重点，是支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物质保证。2018年，国家提出“新基建”概念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各行各业都开始重视数据化、平台化、智能化发展。在整个新基建项目推进中，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毫无疑问地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吴申伦认为，与出版相关的数字化技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
2020年，从中央密集部署，到资本市场热捧，“新基建”正式站上风口。2021年，元宇宙概念将多种新技术统合在一起，对内容生产、经济系统、用户体验以及实体世界内容等进行大量改造。如果依托虚拟技术生产可见可触的新产品将成为未来趋向，那么出版业该如何与这个宏大的概念联系起来？出版业如何深度介入技术场域与数字经济良好对接？
吴申伦认为，有必要加强“出版数字新基建”建设，推动出版业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大战略。“‘出版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现阶段，出版业内的实质性推进仍有待加强，近几年的关注热度也有所减弱。出版人的观望态度，与业内的传统业务基因和普遍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出版机构的传统业务目前仍是主业，数字化收益占比的拐点尚未到来，因此在探究更前沿的技术体系方面积极性相对其他领域弱一些。其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版业受到一定的冲击，在新项目开发与资金投入方面更加谨慎。即便如此，业界仍应给予出版业数字新基建以足够的重视，增强危机意识。”
从新基建到出版数字新基建，是一个不断专业化的过程，是像“金字塔”一样的存在。出版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发展和布局，如何借助广泛意义上的新基建大底座，做到“为我所用”“精准关联”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吴申伦认为，新基建本来是一个跨地域的虚拟架构，主打共享共用。出版数字新基建建设过程中，紧密联系当地相关的主导政策十分关键，毕竟这是一场浩大的工程，单靠出版业的力量是很难推动的，政府需要给予大力支持与推进，例如进一步发挥头部互联网公司在新基建建设领域的引领与带动作用，通过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让新基建在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共享共用。
□您认为出版业发展数字新基建的必要性与价值定位是什么？
■放眼当下，出版业不仅本身拥有大量的数字化内容产品与服务，自2016年开始，线上售书的总码洋已超过了实体书店，融入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出版业的传统实体基建和早先一批的数字基建，如线上管理系统、公共数字图书馆、电商平台、期刊数据库、版权登记平台等功能有限，所以升级或是再造数字新基建颇具必要性。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出版企业对新基建的投资建设相对薄弱，上游缺少适用的新基建，无法提高内容资源以数据化方式多重利用的效率，下游则在销售环节的“私域流量”上掌控程度低，对互联网公司的依赖度较大。据此，出版数字新基建就是要继承基建共建共享的原则，可以包括云端数据库、供应链模型、精准投送算法等，依靠数据驱动的优势，促使选题策划、内容组稿、编辑出版、零售发行等流程走向智能化管理，激活场景阅读、知识服务、按需定制、解决方案等业务模式的创新。这可以说是其价值定位，最终的目的是使出版业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的大循环。
□现阶段出版数字新基建分为哪些主要结构？不同结构具有哪些要求？
■结合出版生产与消费的具体流程，根据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高书生提出的文化大数据架构改写，现阶段出版数字新基建的结构可分为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云端四部分。资源端用于保存内容资源，支持多次再加工，包括基本信息库、素材资源库、作品资源库。生产端通过智能编校软件、人工智能算法、阅读物联网等采集并加工数据为多态出版物。消费端依靠公共屏显设备、供应链数字孪生模型、可感知智能终端等，实时收集并关注入网用户的行为数据，根据其需求和个性定制出版产品，允许内容的多维呈现，依托线上与线下物联网完成精准投送，使优秀出版成果全民共享。云端由开放型平台、联盟区块链、数据交易中心等组成，作为“数据超市”，既是各板块之间的桥梁，也是出版业与电视电影、文博文物、网络文化等其他内容领域数据关联的中心节点，可存储、匹配、交易、分发产品数据、用户数据和元数据，从而打破数据孤岛的情形。
出版数字新基建的结构体现了新基建的数据驱动核心特征——深度分析和解读行业海量数据，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吸收、处理和响应信息，提高出版生产效率，创新商业模式。
□您如何看待出版数字新基建的发展现状？注意到哪些相关成果？
■新基建的投建通常是政府支持引导，由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牵头，组成一个个发展联盟，以项目制进行合作。从国内行业现实来看，出版数字新基建也需要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牵头，出版社和书店结成联盟关系，电子通信商、互联网平台、硬件厂商、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等共同参与。
目前，经过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在资源端生成了中华文化内容IP数据库、中国文字数据库、黄河文化特色资源数据库、良渚文化特色数据库等。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的商业和技术性较高，目前表现为互联网公司的平台系统、推荐算法、新型终端等，传统出版企业对其存在一定的依赖，具体如出版社通过视频号直播售书，又如四川文艺出版社在知信链上推出数字藏书，或是北京大学与字节跳动合作的古籍数字化平台，“数据超市”则有上海数据交易所这样的综合性数据交易中心等。随着新基建辐射效应的影响加深，越来越多适应出版业的数字新基建将会出现，但是传统出版企业还需加强参与投建和使用。
□您认为出版数字新基建投建与升级的主要方向是什么？出版机构应从哪些可行性着力点入手？
■当前出版业主要面对的问题是数据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相关数字新基建在投建与升级后，需要能够辅助出版社和书店收集数据并进行整合、存贮、共享，借助算法智能化地将其转化为上游选题、中游发行、下游阅读的资源和依据。
具体来说，首先，是增强出版社对内外生产数据资源的利用率，借助各类大数据资源库提高选题与发行的精准性，发现潜在价值增长点。其次，是优化对复杂图书供应与销售链的管理，实现全程监控与信息披露，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帮助出版社与书店建立信任关系。再者，是改善出版类数字产品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推动我国数字阅读标准的建立，为读者创造智能化的消费环境。最后，是提高出版业整体生态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向出版社提供一系列可用的云端数据和算法服务，减轻出版社和书店对技术公司的依赖。
出版数字基建的全面建成与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出版机构而言，自然需要选择自身相对占优势的资源作为可行的着力点：一是加强数据库的建设与共享，涵盖版权信息、版本数据、衍生物相关信息和其他资料；二是共同搭建出版业专属联盟区块链，用于存储出版生产、产品交易、版权登记等相关数据，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也可供新型出版物使用，降低外部风险；三是复刻出版供应链网络动态模型，关注物流运输网络、线上平台流量、线下发行网点等关键性的产业节点，即时发现滞销或是脱销，优化运输路线与存贮仓点的选择；四是线上与线下融合优化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将数字图书馆、城市书房、社区和农村书屋关联到其他数字新基建，提升数字资源数量与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