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韬奋出版奖设立于1987年，每三年评选一次，是我国出版行业最高的个人荣誉奖，旨在充分发挥优秀出版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出版工作者多出精品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前不久，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中国出版协会公布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奖名单，30名获奖者荣膺这一出版业最高殊荣。本报采访了本届韬奋出版奖获奖者，希望从众多出版前辈的从业经历中汲取宝贵经验，为后来者提供滋养和力量。多位获奖者的经历告诉我们，做编辑要投入热情和激情，保持对社会的体察，真正理解社会，做出有温度的产品；做经营则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思考如何为读者提供服务，最终成就客户。本报从本期起陆续刊发获奖者的采访实录，以前行者的榜样力量为后来者提供动力，砥砺前行。

　　用做学问的方式做出版 以对社会的体察做深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采写/整理

　　能够获得韬奋出版奖感到很欣慰，是对我30多年为出版事业努力和付出的认可，也是对所有耕耘者和奋斗者的认可。这对年轻编辑也是一种激励，只要努力付出就会得到认可。我也常常反思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这会激励我继续前行，去做更多的事，不负荣誉，激励来者。

　　于殿利1989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实习，1990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正式进入商务，分配到历史编辑室，主要负责“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历史类著作的编辑。这套丛书收录了很多历史学著作（数量仅次于哲学著作），其中不少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名著（原文及注释中有不少古希腊和拉丁语内容），于殿利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攻读博士期间师从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专攻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加上简历中“学过两年拉丁语”这句不经意的描述，使他最终在商务留了下来。

　　1997年，为加大原创出版力度，商务推行部门改革，编辑室从原来的按学科划分改为按著作、译作划分；同时加大经营管理力度，鼓励高学历的年轻编辑到发行部门去。在犹豫是否调岗的时候，他得到导师刘家和先生鼓励，刚进商务时导师赠与他四个字——“出将入相”，此时又开导他：做经营管理，与编辑一样都要参与市场竞争，要让产品说话，而图书发行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它与学问的关系很大。导师还提出要向张元济（商务初期重要掌舵人）学习，既要做好的学者，也要做好的经营管理者，在生产实践中了解社会、人情、法律甚至人性的诸多方面，使做学问与做经营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导师的点拨和开导，让他坚定了“把生产经营当成学问来做，同时不放弃所学专业”的信念，通过不断思考，运用学术思维，通过发现事物的内在秩序和外在联系判断事物的本质、规律及未来趋势。于殿利至今仍记得在商务时面临的几次巨大挑战：刚到发行部时，遇到图书包销制遭受冲击、出版社自办发行，这导致图书不能全品种流通和上架，回款周期冗长（于殿利曾在本报发表《第二次渠道危机到来》一文，刊登于2004年7月30日）；2010年担任商务法人时，正值数字化浪潮甚嚣尘上，传统出版面临是否会消亡的拷问。这些关键时刻，他用做学术的理性思维思考如何做出版，由此找到了方向。

　　在发行部工作期间，虽不擅长生意场上的应酬，但他坚信“对人真诚、真情，能产生共鸣”的理念，处处为别人着想，从“为书店提供服务，就是在帮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先通过书店把书发好，再谈折扣和其他政策，这样合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而做生产经营的最高境界是成就客户。正是用这种理念，商务多年来与新华书店、民营渠道和网络新渠道都成了谈得来的合作伙伴，甚至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21世纪初，于殿利先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哈佛商学院学习经营管理，尤其是在哈佛商学院的学习，使他能够从大量案例教学中，了解到全球不同类型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对经营管理的不同层面进行了系统学习，对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有了深刻理解。“伟大的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决策有很高的成功率。然而企业家通常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决策，还要保证决策的高成功率”，这需要企业家且行且思，通过不断学习，把知识用作工具和方法，进行某种预测、预判甚至预设，并准备好解决方案。

　　回忆起30多年来记忆犹新的事，于殿利仍记得一件让他备感欣慰的事。刚到商务做编辑时，他负责审读一部关于德国史的三校书稿，初读前2章就发现译文存在不少问题，如果自己放弃，书稿就会被毙掉，译者多年的辛苦就会白费。于是他花几个月重新审读全文，最终让译作付梓出版。这也让他感到，做编辑是有价值的。“我一直很在意编辑与作译者的关系，不断努力学习，成为学界的同道”。他说，编辑要以甘做小学生的态度，向大家学习，用跨学科的新方法获得观察事物的不同视域。

　　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担任商务法人10年间，他得以从不同学科方法论的学习中获得新视域，把最好的学术成果展现出来、传播出去，使它们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传承，用学术和文化把商务带到新高度。于殿利深有感触地表示，这也让他两只脚真正踩进社会这个泥土里，真正理解社会，理解社会细胞和冷暖，更深刻理解了人性，这些都是做学问的根本。商务一直倡导做学者型编辑，只有对社会有深刻理解，才能真正把握课题和选题的价值，真正认识到学者为此付出的使命感和工作的艰辛，与学者一道把握这些课题和难题，用出版的方式来破解。通过这些努力，商务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品牌影响力都达到了新中国以来的最高点。

　　面对未来，他认为出版业有四个趋势。一是融合发展将成为出版新常态。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出版具有了媒体特质，媒体的价值在于快速、准确传播。因此，出版业要增强舆论意识和阵地意识。二是向融合出版转变。即以内容为核心，与其他产业融合，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三是知识创作大众化。这使导致出版业对于知识守门人的角色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以积极心态面对人皆成作者的现实，也要认识到创作门槛降低对知识生产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导向性等方面造成的风险，提高角色意识。四是智能时代。ChatGPT、GPT-4等AI技术不断涌现，显示出编辑的价值，编辑的判断力也更加重要。人的创新成果来自于对事物的感受和体验的深刻理解，并经过实验验证；人的创造性需要人全身心沉浸到事情中，从中获得创造的灵感和源泉。这些都是技术无法替代的。从出版角度，AI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寄语年轻编辑：编辑要深入到社会实践中，深刻理解社会。因为出版最终是和社会互动，用知识、思想、技术的方法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所以编辑要能体察人情和人性，深刻理解社会的问题和难题。最终所有的东西都会转化成图书这种产品，这都要来自灵感和创意。编辑要让思考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作品“生”在作者，“养”在编辑

　　■李师东（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经理）

　　韬奋出版奖是对文化出版的专业精神和职业努力的肯定。能获评该奖，我深感荣幸。几十年后回头来看，把一件事做得像个样子，做到问心无愧，已经很不容易，就会很满足，也很知足。

　　38年来，我一直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工作，没有离开过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这个院子。

　　刚到文学编辑室时，社里安排我去写吴小武的编辑家小传。当时我并不知道吴小武，更不知道吴小武就是作家萧也牧。在书稿档案里，我接触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青社编辑的具体工作情形，看到了萧也牧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篇撰写的几万字文稿，还有他对这部小说每个章节提出的十几条、几十条带编号的具体意见。“三红一创”的书稿档案就更丰富了。我当时非常震惊：原来要这么做编辑。这件事，至今印象还特别深。

　　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一直在做出版，也一直在同一家出版社做，连办公地点都没变过。如此这般做了整整38年，正应和了毛主席的著名诗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出版趋势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预测：文本、互动、共享。出版的未来要以高质量的文本内容建设为必然前提，借力文化媒介的互融互通，来促进社会文化资源的全面共享，体现文化出版的核心价值，达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目的。

　　寄语年轻编辑：首先是对编辑工作要有兴趣。有兴趣，才会去尝试。喜欢上了，才有可能投入热情、激情和感情，才会有坚守和韧性。真正喜欢做书的人，总能在点点滴滴中找到自己的职业乐趣。其次要有认知。做编辑工作，不少人认为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有的年轻编辑还存有自我矮化的“小编”意识。其实，我们是在和作者一起，共同为文化做事。一部作品，“生”在作者，“养”在编辑。“养”是编辑的职业责任。做好编辑工作，不能没有情怀和格局，还要有为文化做事的奉献精神。第三，要有本事。做编辑，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尤其是鉴别力、鉴赏力和践行力。编辑工作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文化体现，非常锻炼人，也非常磨炼人的意志。让好的东西更好，让更多人来分享它的好，这是编辑工作的文化价值。

　　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我认为更多的挑战来自自身。做编辑，要有眼光，要有胸怀，要有意志。综合研判能力、长期工作经验的具备和运用，都需要时间和经历。对文本内容作出好坏优劣的评断，当然需要本事；而透过字里行间，探究出作品和作者的深层用意，更需要本事。这是个长期的训练过程。把一本书读薄，读成一两百个字，甚至读成一句话或一个词，这都需要持续的功力。图书是编辑心智的载体，只有有心人才能读出浸润其间的投入和甘苦。人难免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坎坷、挫折等诸多不顺，也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不顺的时候，多积累些资源；顺的时候，多做些事情。总之是要做事，要为社会、文化做事。对社会行善，为文化积德，这是出版工作的无用之大用。（渠竞帆  采写/整理）

　　为中国人文社科出版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韬奋出版奖是殊荣，获评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对全体人大社人辛勤耕耘的肯定。获评也是鞭策，我将继续坚守阵地、勇于创新，做好各项出版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我出版生涯的起点，在20年的工作经历中，与前辈和同仁交流，常常给我很多启发和力量。特别是与老社长陈维雄等老同志的交往，我记忆犹新。陈维雄是参与人大社创社的首任社长，见证了人大社的奠基、建社、复社的整个过程。以他为首的老一代人大社出版人，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不仅开启了人大社的事业，也为后辈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这种接续传承、勤勉尽职和耕耘不辍，正是出版业常青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中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作为出版人，能够参与其中并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感到自豪，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亮点。

　　20年来，我感受较深的有三方面挑战：一是队伍建设，特别是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的人才选聘育留；二是融合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和技术变化的出版转型；三是如何从版权引进转变为文化输出，最终实现中华文明“走出去”。队伍建设是很多出版社的痛点，特别是转企改制后，出版社对于高学历优秀人才来说吸引力日渐下降，人大社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人大社始终没有降低对编辑的招聘要求，坚持编辑必须是硕士以上学历，并有相应的学科背景。我们实施“内部推荐有奖制度”“个性化薪资谈判制度”等举措吸引优秀人才，并通过贯彻“新员工导师培养制度”、内部设置各种奖项以及绩效考核创新等方式，激发在职员工积极性。我们还特别重视对编辑队伍的培养培训，2013年以来出版社连续四届荣获韬奋杯全国图书编校暨高校编辑出版能力大赛团体一等奖和个人一等奖。

　　融合发展是很多传统出版社面临的难题，人大社也遇到了很多问题。2012年，我们积极探索，成立了专门从事数字业务的公司。10年间我们持续投入，关注信息技术迭代引发的内容和服务的变化，深入分析研究教育、学术、大众三类市场需求，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路径。

　　从版权引进到文化输出，是新世纪初摆在出版社面前的时代课题。对此，人大社此前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海外进行版权合作，掀起了中国汉译名著的第二次浪潮。以此为基础，我们与海外伙伴积极探索版权输出合作，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等形式，积极推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

　　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看，出版业的未来趋势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一是高质量发展。出版业的特别之处在于，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产业属性，所以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内涵型增长，还要强调价值引领。二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出版业肩负着重要使命，必将以更高水平的出版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的中国将始终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多元文明繁荣发展注入重要动力。出版，特别是学术出版承载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出版者要以出版为载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寄语年轻编辑：我认为应有动力、有能力、有定力。有动力就是要有学术追求。伴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未来一定会涌现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希望年轻编辑投身其中、乐在其中。有能力就是要练好基本功，提升策划水平，把其中最优秀的成果遴选、挖掘、编辑、出版出来。有定力就是有决心沉下心来，做一些内容扎实的精品图书，做一些真正具有文明传播、文化积累价值的优秀著作。（渠竞帆  采写/整理）

　　成绩源于热爱与责任

　　■纪秀荣（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原副总经理）

　　这次获奖，我不仅感恩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悉心帮助，也同样感恩我的故乡热土——天津。去年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指导下，我参与策划的《阅读天津·津渡》出版，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今后我要深挖天津城市的文化内涵，以接地气、有趣味、有故事的形式，展现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讲好天津奋斗者、守望者的故事。能够荣膺韬奋出版奖，是大家共同的荣誉。对我来讲，虽已不年轻了，但还不想停下奋斗的脚步，要不断学习和思考，在新的赛道上继续为出版事业贡献光和热。

　　1988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历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散文室主任、副总编辑职务。在实践中向百花前辈学习，继承百花散文传统，参与策划、责编的《百花散文书系》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主导、参与策划责编百余部图书，进一步拓展了百花散文的内容与形式。萧乾曾高度评价百花的散文出版, 说“散文振兴,百花功不可没”。

　　1998年，我开始担任新蕾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面对不熟悉的少儿出版,我认真向少儿专家求教，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儿童文学作品，怀着对中国少儿出版事业的虔敬之心,为新蕾社制定出“立足原创、面向世界”的发展规划。

　　2003年开始,我秉持“让中国孩子和世界儿童保持同步阅读”的理想，带领策划团队从荣获世界最高童书大奖的作品中遴选,完成了国外优秀儿童文学本土化的成功尝试。“国际大奖小说”丛书成为中国童书畅销品牌，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规划很重要，因此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参与策划的王一梅《木偶的森林》、金波《开开的门》分别获得中宣部第十届、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担当策划的“中国56个民族神话故事典藏（名家绘本）”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中国神话绘本”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自2012年担任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分管出版工作的副总经理以来，我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发挥重大项目的引领作用，加强重点出版板块建设；注重各社特色和产品线规划，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坚持狠抓图书质量管理和制度建设，形成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坚持深入出版一线，做了大量重点书稿的策划与审读工作。多部图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多种图书获得国家各种奖项、入选国家重点项目及“走出去”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出版业35年的深耕经历中，难忘的故事有很多。2000年秋天，我担任新蕾社社长不久，和海霞一起策划了《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邀约曹文轩、梅子涵、彭懿、方卫平、朱自强在位于海河之滨的远洋宾馆，度过了7个繁忙的日日夜夜。该书出版后，被誉为“一部具有中国儿童文学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被列入当年少儿出版界的十件大事之一。

　　寄语年轻编辑：做了35年出版，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重要的心得首先是热爱，热爱文字成为一本书的过程，既承载着作者的期望，又享受着读者心仪的愉悦。作为编辑的幸福，是无法比拟的。当然作为编辑需要有责任担当，把对出版工作的使命与热爱落实在编辑工作的每个细节、每项创新中。（张馨宇  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