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奕俊（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除不尽的余数”，是作家王安忆与批评家张新颖教授在对谈长篇小说《匿名》时引申出的说法。所谓“除不尽的余数”，指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公约数除不尽”的特殊部分，而以此为点观照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新近出版的文学批评集《行动者的写作》显然有其恰如其分的必要性。《行动者的写作》涉及何平教授近些年来在《文艺争鸣》《小说评论》《花城》《钟山》《中国图书评论》《长篇小说选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的作品，尽管何平教授本人自言其中文章多为“文风不拘，任性言说”，但《行动者的写作》无疑是更为深层次勘探何平教授的批评理念与审美诉求的重要样本。

　　该书以“行动者的写作”为总题，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何平教授有关文学批评从业者“为何‘在场’”“‘在场’何为”等议题的着重思考与切身实践。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身处的“文学现场”已然呈现出过于“饱和”的迹象，但与之相对的是，似乎人人都在“现场”肆意游走，但他们的关注点又仅仅聚焦并满足于其中很容易就被“当代文学史公约数”彻底“除尽”的狭窄地带。而很多批评者自我标榜的“在场写作”“在场批评”，目之所及，又似乎往往联系着自我重复、知识宣泄、自说自话、脱离现实等批评症候。因此，何平在讨论当下看起来很“热闹”的“文学排榜”时，会要发问“当下的文学研究者有多少真正地在‘文学现场’”（何平：《“排榜”时代，假装被注意到的文学》）。而收录在《行动者的写作》的另一篇文章《“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中，何平教授之所以强调“文学策展”这个概念，也是根植于“文学期刊为中心的当代文学部分越来越成为保守僵化、自说自话的‘少数人的文学’”。文学批评层面的“写作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对照与互动，正是基于此而展开。

　　“行动者的写作”，是何平进行文学批评的“思”的前提与“力”的来源，也是其指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在场”的观察与写作。《行动者的写作》谈“先锋文学”，谈“网络文学”，谈“非虚构写作”，谈“作家代际问题”，谈“青年文学”，但所谈却又不受限于上述种种，因为何平的视野与声音最终落位于“文学现场”中那些不断受到遮蔽与贬抑的对象、维度，落位于更为广阔多貌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比如“青年文学”，何平在《行动者的写作》“自序”里就谈到：“青年写作者不能只止步‘文学’，做一个技术熟练的文学手艺人，还要回到‘青年’的起点，获致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重建文学和时代休戚与共的‘命运个共同体’。然后再出发，然后开始写作。”

　　尽管何平教授曾表明，对于现如今令人多少有些失望的文学发展状况需要充满锐意地去“冒犯”，需要追问被隐藏的文学“异质性”，但结合《行动者的写作》，“冒犯”与“异质性”并不是让一切烟消云散，而是要重新确立文学批评一度陷入虚无缥缈的价值信条，“冒犯”与“异质性”背后包含的则是何平教授追求的一种理应彰显的文学观念的重返与激活，是“在既有绵延的历史逻辑上编组我们时代的文学逻辑，发微我们时代的审美新质并命名之”（何平：《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实践》）。而“文学现场”的那些屡遭轻视的“缝隙”，包括与之息息相关的文学批评从业者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成为这个时代当中

　　“除不尽的余数”。“除不尽的余数”，意味着明晰的主张、开阔的视野、固守的立场、互通的界域，以及另一种新的可能的产生。如果借用何平教授于去年年底出版的另一部批评集的题名，文学批评的“冒犯”与“异质性”，以及自觉成为“除不尽的余数”，恰恰才能有效促成“批评的返场”。

　　谈论何平的《行动者的写作》，也触及到怎样看待、理解国内“学院派批评”的发展前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王宁提出“学院派批评”时，其本人未必预料到这个词在很多年后所处的尴尬境地，但假如重读王宁的这篇《论学院派批评》（《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我们或许会意识到，现在有关“学院派批评”的巨大争议，最为核心的问题也许并非出自“学院派批评”自身，而是学院内部的众多批评从业者早已果断抛弃了“学院派批评”在出现时所被赋予的目标立场：“受过严格系统的学院式训练的新一代批评家，思维敏捷，富有才华，他们能够灵活运用一门或数门外语，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广播的多学科专业知识；他们既了解传统，但又不拘泥传统的陈规陋习；他们研究西方，但又不盲目崇拜、照搬套用；他们锐意创新，少保守思想，并且有着较好的文学表达能力；他们努力奋斗，预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开一代新风的批评群体正在崛起。这，就是我所称之为的中国学院派批评。”而何平教授的这部文学批评集《行动者的写作》，同何平教授近年来具有鲜明个人风格、且形成广泛影响力的批评语法、批评趣味、批评态度，都是在为一种实践层面的“学院派批评”寻找新的路径与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