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晶（中译出版社编辑）

　　我从小对文史类书籍有较浓的兴趣，但对一个问题一直不解：历史是实人实事，为什么同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在不同史书中会千差万别、甚至截然不同呢？

　　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我知道了史学与文学著作一样，都是作者观点的表达，但我仍一直希望有人对其原因给出更为系统的说法。直至读了张昭军教授所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才让我豁然开朗。

　　同书名一样，这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作者写作花费了15年时间，全书的布局和编辑别有用心，左图右史，内容并不难解。上编讲史学史，下编讲史学理论，即探讨中国文化史是如何写成的，为什么研究文化史，今后如何研究文化史。最吸引我的是上编所写的五个人物：梁启超、胡适、章太炎、柳诒徵和钱穆。

　　读罢该书可知，中国文化虽有四五千年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史著作是从1902年梁启超发动的“史界革命”开始的，距今不过120年。今天世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整体印象也并非直接来自古代，而是近代的产物。其中，上述五位历史学家荜路蓝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梁启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开风气之先。20世纪初，他发动“史界革命”，重新研究和书写中国历史。作为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批判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学习西方和日本，写人民大众的文化史，今天中国人的一些历史常识就是由他较早提出和传播的。

　　胡适的贡献是将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引入中国文化史研究。不过，他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化史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但用西方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历史的“西化”，割裂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章太炎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对中国文化的优缺点有清醒的判断。他认为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评价过于负面，从而提出“依自不依他”，强调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各有其合理性，不能舍己之长，失去自身的立足点。

　　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被胡适称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化史著作，直至今日仍在畅销。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新史学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提出中国文化的根本在“礼”，中国人以礼立国，以礼为教，其观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纠偏的意义，也受到当下国学爱好者的重视。

　　钱穆是著名的国史大家，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和《国史大纲》，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强调中国文化具有历久弥新、可大可久、重视和平、生生不息等优秀传统。当时抗战处于最为艰难的时期，这两本书消除了国人消极、悲观的情绪，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

　　《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遍读者来说，它帮助我深入认识中国文化，知其所以然，感觉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