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是王云五任总经理期间，推出的一种书籍营销模式，距今已有近80年的历史了。与当时名人们纷纷荐举不同，鲁迅可能是最早公开批评过“星期标准书”的同时代最著名者。1936年1月，《海燕》月刊1月号刊出署名为“何干”的鲁迅短文一篇，题曰“大小奇迹”。文中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星期标准书”的荐书名人与参与其事者们（《北京晨报》5月6日）。

　　据肖伊绯考证，1936年1月，鲁迅对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选定为“星期标准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从三个方面对名人荐书行为提出了批评。现在看来，虽然有的批评只是对“技术”环节的指摘，比如该书译自英文而非原始的德文，实际上，当年鲁迅的这些批评也正是名人荐书中存在的通病。

　　时过境迁，在商业大潮涌动之下，名人荐书现象有增无减。现在随便买本书，几乎看不到书封上没有名人荐书的现象。过去只是通过文章荐书，这多半要求荐书者对书籍有一定了解。反观时下，许多荐书只是信手拈来一堆华丽辞藻，极尽赞美之能事。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或许感觉仅仅凭借书封上的名人荐书不足以吸引眼球，于是着重突出名人荐书的腰封便大行其道。真正的读书者，大抵是不会保留这些腰封的。此外，有的书籍可能感觉仅仅书封和腰封上的名人推荐不过瘾，又创造性地推出了套页，究其根本，还是行名人荐书之实，对读者而言，则是多了一张购后即丢的废纸。

　　在名人荐书泛滥的今天，谁要是完全循着名人荐书而购书或读书，必定经常性地大失所望。颇觉滑稽的是，就名人荐书现象，曾有名人慨叹自己完全不知情，待到名字印上书封后才得知被荐书。一些名人之所以频当“冤大头”，要么与书作者有几分抹不开脸面的交情，要么与出版社有过出版等方面的合作关系。无论什么原因，这类名人荐书不可能真有什么实效。

　　回到罗家伦推荐的那本书，从其它资料中约略可以判断，罗家伦推荐此书前多半是读过的。名人荐书并非完全不可取，关键在于是否回到分享阅读体验的本质层面。读一本书如果心有所得，拿出来与大众分享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适。之所以时下名人荐书过多过滥，遭人唾弃，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名人透支公信力之举缺乏约束力。罗家伦当年荐书，至少还有鲁迅去批评，还有杂志刊登这类辛辣的批评。而今天只有名人荐书，鲜见有人对名人的不当荐书存有质疑，尤其是名人质疑名人的现象更是高度稀缺。文化讲究包容，但文学绝非“怀柔”式的一团和气，缺乏批评氛围的文化往往会成为滋生和稀泥现象的肥沃土壤。

　　可以肯定，当社会上只有名人荐书这一种模式时，名人荐书其实是失效的，反倒越来越像是书籍出版过程中一道稀松平常的工序。换言之，名人荐书要想有公信力，并不在于名人有多大的名气，而在于社会是否具备严肃批判的氛围。也只有形成严肃的批评风气，名人荐书才可能回归于理性，才可能倒逼名人们珍惜羽毛般珍惜自己的声誉，如荐书之前深读并作出自己的严肃判断，同时也绝不容忍被荐书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