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方法

　　■肖启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

　　在“走出去”工作中，三联书店结合自身优势，将“学术”和“文化”作为开展工作的两条主线，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出版社、读者，按照明星产品多语种输出带动三联学术与文化板块“走出去”工作全面展开的思路，逐步探索出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方法。

　　三联书店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也取得突出成绩，重点项目如《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实现累计签约20个语种，并已经出版12个版本，更是在海外掀起各界好评，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学术魅力。以下将以该书为例，分享三联书店在对外版权工作中取得业绩的一些经验。

　　一、版权输出逐年稳步提升，重点图书带动版权工作全面展开。自2015年出版以来，该书版权输出签约量逐年增加，如英文版由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其电子书下载量由2016年仅17次、2017年559次增至2018年1096次。该书还获评第16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优秀输出版图书，及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走出去”奖。

　　此外，该书因轻松生动的学术风格和简单易读的语言，带动了多语种的版权输出，以及一大批同类学术图书，如“文史悦读”“三联讲坛”“中国文化论坛”等系列，均得到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与青睐。

　　二、作家“走出去”引起国际诸多关注，国际传播反哺国内市场。外文版图书出版后，我们与合作方通过多渠道向海外读者、研究者销售，并在各大型书展及国际活动中，进行重点推广，使得各语种图书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力。其中，有关中国儒学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活动更是引起热议。2019年3月，我们邀请作者陈来教授一同前往英国、土耳其和越南，圆满完成了该书在海外系列宣传活动，将该书的英文版、法文版、土耳其文版和越南文版全面推介给各国学界及读者，进行深入的哲学领域交流与互鉴。

　　三、重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形成规模化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我们积极推广了该书多语种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一带一路”十几个国家的版权合作，使得三联书店“走出去”工作得以完善全面布局，形成规模化的影响力。以此为契机，我们还向海外推广了《于丹〈论语〉心得》《百年衣裳》《中国茶密码》等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作品。

　　我们在版权输出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因地制宜，细化图书内容和题材类别，保障中国故事真正进入海外市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注重内容资源和人才建设，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版权贸易模式和人才队伍。通过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出版机构的交流合作，我们希望扩大中国学术文化作品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融入各个国家和地区。

　　“走出去”要因地制宜

　　■孙 佳（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我社的“走出去”一直在文学出版和音乐出版发力，并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文学出版领域，我社以残雪为首的一批作家及其作品，在国外受到关注，如浮石的《青瓷》输出韩国，唐浩明的《曾国藩》输出俄罗斯等。其中当属残雪的作品最受关注，诸如《黑暗地母的礼物》《最后的情人》《赤脚医生》《新世纪爱情故事》《灵魂的城堡》等作品均签约国外版权。近年来，文学输出版图也向“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如《毛泽东诗词精选》输出斯里兰卡等。

　　相比文学出版，我社的音乐出版在“走出去”方面也颇有成效。我社曾承接过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三大国际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自1999年我们“走”出国门，经过各种努力，与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际上20余家顶尖音乐出版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其中尤以与德国Schott国际音乐出版集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共同策划、联合出版了多套面向全球同步发行的管弦乐作品。今年，我们与Schott公司共同策划了200种“世界音乐院校教学总谱丛书”，目前正在编辑制作中，预计将于明年3月在法兰克福音乐节上举行全球首发式。

　　做了多年的“走出去”项目，尤其是音乐出版获得一系列关注和追捧，我们发现，“走出去”是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为什么我社的音乐出版在“走出去”上更容易获得国外大众市场的认可，这与我社的音乐产品线走的是专业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出版道路，以高端图书立品牌，以通俗图书走市场不无关系。

　　现在我们常提“全球化”，我们出版人也应按此思路来操作，而不是只强调自己的地域属性，“走出去”的书不仅仅是展现我国的文化，还要考虑我们的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与交流。事实上，我国的传统文化、古典名著其实很受外国读者欢迎，但他们阅读的并非中国版本，而是经外国的出版商改造加工甚至衍生发展的所谓中国经典、中国智慧、中国文化。这就说明我们的产品融合度不够，没有因地制宜，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

　　目前，我们的出版“走出去”有点急于求成。实际上，国家在文化“走出去”层面，无论是资金还是政策，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个人觉得，当下我们出版业急需要专门的国际图书市场研究机构和专业人才。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世界图书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产品。如此，我国的图书出版才能在国际市场真正拥有一席之地。

　　作家和翻译是“走出去”的关键

　　■章华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社在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近3年位列前30强。其中，我社连续5年在列百强榜。

　　近年来，我社先后与法国友丰出版社、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日本角川书店、美国南方出版社、韩国书坛子出版社、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印度NCBA 出版集团、新西兰优诺雅出版集团、西班牙费奥特罗出版社、尼泊尔当代出版社、泰国B2S 公司等境外出版机构建立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在图书版权“走出去”方面，我社先后向海外输出“中华文化”丛书（13册）英语、韩语、保加利亚语、尼泊尔语版权，《巴黎地下铁》法语、荷兰语版权，《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英语版权，“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系列韩语版权，《中国当代诗选》西班牙语版权，“芸汐传奇”系列、“木兰无长兄”系列泰语版权等等，并成功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项目，获“国家版权输出奖励普遍奖励”“江西省版权示范单位”“首届江西省版权输出奖”等荣誉。

　　此外，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对中国网络文学产生极大的兴趣，其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海外读者来说，恰似别具风味的“中国菜”，味道刚刚好，易于他们尝试阅读、理解和翻译。如最早在欧洲华人网站——新欧洲连载，后由我社出版的小说《巴黎地下铁》，不仅被翻译成法语、荷兰语出版，还被比利时鲁汶大学选为教材使用。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如何使“走出去”的图书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面更容易被海外读者接受，如何提高中国图书对外的翻译水平是解决好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尤其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跨越语言障碍，还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思维审美的传递，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再创作，因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首先要打动自己，才能打动他人。

　　随着名家佳作陆续在海外出版并热销，说明我国作家已经通过文学让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文学的海外推广之路

　　■张在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

　　在海外推广华语文学作品，是我社多年坚持的一项工作。据我所知，我国一线作家莫言、余华、池莉等在国外很受欢迎。国外读者除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经典之外，对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的作品亦十分感兴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作为凤凰传媒旗下版权输出重点单位，我们的“走出去”工作，除了与英国、法国等国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外，近年也在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目前已经与泰国、韩国、越南、保加利亚、柬埔寨、古巴等国家陆续开拓了图书版权贸易渠道，输出了大量优秀的原创中国文学作品，取得不错的成绩。

　　其中，泰国对我国的文学出版接受度颇高，如池莉的《她的城》在当地销售3万多册，包括该书在内，迟子建的《白银那》、殳俏的《元气糖》泰文版均由泰国公主诗琳通所翻译。

　　除了纯文学外，我社的网络文学产品线在东南亚地区也受到追捧。这也是我社每年版权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稳定的海外销量和经济收益。如“错嫁良缘”系列，《香蜜沉沉烬如霜》《簪中录》《匣心记》《匆匆那年》《楚乔传》等网络文学在越南、泰国、韩国等国十分畅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的纸质书版权和电子书版权会同步输出，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也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真正实现了国际性的全版权开发。

　　此外，名人效益也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推波助澜，我社于2015年出版的传记文学作品《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畅销国内外，是多语种版权输出的经典案例，目前版权已输出10个语种，覆盖20个国家。

　　近年，我社还陆续推出了一批在当代中国诗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的作品集，并在此基础上策划实施了“当代中国诗人诗集英文版”项目，这是国内首次系统地翻译出版中国当代诗人的英文选集，部分作品已经与英国、波兰、古巴、泰国等多国出版社达成版权合作意向。

　　目前，我国出版“走出去”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翻译问题，亦是“走出去”核心问题。没有好的翻译，任何好的作品都无法得到传播；二是编辑对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欠缺了解；三是各国间的文化差异，导致选题内容遴选不够深入浅出。

　　为此，我社先后在泰国、柬埔寨、古巴等国家开辟渠道，搭建平台。成功启动了“中柬翻译项目”“中古文学作品翻译工程”等互译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对相关国家的出版市场多做考察和调研，与当地出版界人士多做交流，逐步建立稳定的“走出去”平台，将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推向海外。

　　专业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普及受关注

　　■吕 健（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走出去”的项目，以专业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普及这两类作品为主，如《周易郑氏学阐微》《金匮要略译注》《品味书法》《中国青花瓷》等书，深受海外出版机构和读者欢迎。

　　在版权方面，长期以来我社的“走出去”都保持得十分稳定，与新加坡、韩国、尼泊尔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合作呈长线状态。如与新加坡圣智学习集团数字平台合作了《吕思勉全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及“有关上海公共租界的英文出版物”；与韩国Bookie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韩文版《鸠摩罗什传》，该书已于2018年11月正式出版，与韩国研究基金会合作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等书；与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合作出版了英文版《北京猿人的传说》；与我国香港中华书局合作出版了《二十五史新编》《读古文入门》《读古诗入门》等书；与我国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公司合作出版了中文繁体《鸦片战争》《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古文观止解题汇编》等书，以及与我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中文繁体《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等书。

　　其中，一些作品还获得了版权资助，如新加坡世界科技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金匮要略译注》入选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波兰语版《品味书法》入选2016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该书已于2017年8月出版；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AR Industry有限责任公司（Almaty）合作的哈萨克语版《碎叶》，与《品味书法》一同入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版权“走出去”项目；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合作出版的《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入选2017年上海新闻出版“一带一路”资助项目；韩国艺文书院的韩文版《周易郑氏学阐微》入选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其实，出版社获得“走出去”的版权资助是一件困难的事。目前“走出去”的资助类项目针对的对象多是翻译者，我们希望国家各类“走出去”资助可以向出版社倾斜，这样会更加激励出版社的积极性。

　　目前，我们在“走出去”上遇到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问题，难觅翻译人才。我社是专业出版社，一些专业类书籍如《金匮要略译注》涉及中医古籍领域，国内能翻译此类图书的译者寥寥可数，这对我们的“走出去”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我们希冀中国出版界更加务实，向国外推介有实质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专著，涵盖中国哲学、历史、考古、文学、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内容，以及优秀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而非只是做一些展示性的图书，或许能更吸引国外出版社的注意。

　　“走出去”应注重国外市场需求拉动

　　■郭朝凤（商务印书馆版权与法务部副主任）

　　从媒体报道、参加国际书展的印象和平常与国外出版社的接触等几方面来看，我个人感觉国外读者关注的中国图书丰富多彩，既有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映中国发展道路和建设成就、“一带一路”相关等主题图书，也有比较通俗的文学、文化读物，也有受众相对较少的学术图书。其中，主题图书、少儿图书、小说是“走出去”数量最多的三个板块。

　　我社在“走出去”方面，图书品种也呈多元化，包括主题出版、工具书、汉语教材、文化读物、学术著作等，可以说各个类别都有所涉及，品种比较均衡。其中，《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及“微观中国”系列、中国法律案例、汉语语言学著作等是我们近年“走出去”的亮点。

　　近年，通过与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荷兰威科集团、博睿学术出版社、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集团等世界知名出版机构合作，实现了“中国法律丛书”“汉语语言学丛书”“国家治理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走出去”，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农民三部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40年轨迹——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专利案例精读》、《法治秩序的建构》、《现代汉语词汇学》、《“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等一系列精品学术图书输出英文版。此外，我们还拓宽了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如《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书输出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等8个语种，“微观中国”系列输出阿拉伯语、乌兹别克语等4个语种。

　　目前，我国出版“走出去”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国内图书与国外读者的需求匹配度不够。我认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应当区分为“以我为主”的外宣工作和以满足国外读者需求的出版国际化。前者即我们主动推广，将中国故事、中国制度、中国发展经验主动传递给国外读者。后者则是国外市场需求拉动，以外国读者的兴趣为驱动力和出发点把优质内容传播出去。而“走出去”的真正意义在于后者，因此，我们不仅要向国际出版的最高水准看齐，更要努力研究和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和阅读习惯，有针对性地策划多元的、包容性更强的选题。

　　最后，我们希望国家在支持、评价和奖励出版“走出去”的时候应注重实效，遵循出版活动的规律，不只看重“走出去”的数量，更要看重“走出去”的质量，以及海外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