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常 立（作家、教师、译者） □采访人：郑 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常立是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儿童文学中心硕士生导师，阿西剧社指导老师。他曾出版专著《消费浪潮与文学潜流》、《让我们把故事说得更好》等，还创作了绘本《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黑夜的孩子》、《我家有个小神仙》等，童话集《从前，有一个点》等。近年来他开始从事绘本翻译工作，给孩子们翻译了绘本《一条聪明的鱼》、《想象有一天》、《会消失的湖》、《蝉》等，颇受好评。给孩子翻译图书与翻译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难点在哪里？怎样让一部作品灵动起来，记者就此采访了常立。

　　□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给孩子们翻译绘本和文学作品？

　　■我最初从事翻译工作是因为看到小书房论坛有一个指定绘本的翻译比赛，一时兴起就参加了，得了个银奖，虽然只有金奖才能出版（即《十只小鸟过大河》，接力出版社），但从此以后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的事情又多了一项。后来蒲蒲兰的编辑马皓月约我翻译一个绘本，就兴奋地答应下来，那就是我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绘本《一条聪明的鱼》。

　　□您认为对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给孩子翻译国外作品最重要的又是什么？

　　■对文学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对文本的理解力。语言本身就捉摸不定，文学尤其具有不确定性，译者需要从不确定性的意义网络中找到某种确定的秩序感，同时并不减损原著的丰富性，尤其需要对文本的理解力。童书的翻译也是如此。

　　□儿童绘本是不是特别难翻译？好的翻译怎样才能打破文化界限，赋予文字灵性，让一本书“活”起来？

　　■并不是普遍特别难，相反，相较于成人书籍的翻译，儿童绘本的字数少、工作量比较小，但也不排除有些儿童绘本的翻译特别难，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生造词、格律、文字游戏的绘本，如果是成人书籍，加个注释作出相应解释比较方便，但给童书加此类注解还是挺奇怪的。对儿童来说，是谁、哪国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写的这个故事并不是很重要，我在翻译时，会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儿童去思考，什么才是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那样，听故事的我，面对的不是一个操持外语的讲述者，而是一个使用我比较熟悉的语言给我讲故事的人，他/她可能会讲一些我不懂的事，但只要我愿意去理解，我就能搞懂它。一言以蔽之，要让一本书“活”起来，最理想的状况是，让小读者忘掉外语，而沉浸在故事世界中。

　　□在翻译时，怎样在体现原作语言风格的同时，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体现汉语的语言美？

　　■这首先和上面我说到的理解力有关。任何语言风格都不是与文本整体相割裂的，而是和文本要表达的主题密切相关。在忠实于主题的前提下，我对原作者的语言风格没有“一定要忠实传达”的执念，比如一个长句可能会被我处理成多个短句，多定语从句可能会被我借用汉语里的顶针修辞来处理，比如在《冬日花园》《生命的欢歌——和我们一起出发》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您对现在有些图书过于追求时效性，导致翻译语言脱离儿童视角、缺乏趣味性这个问题怎么看？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两个问题，追求时效性并不必然导致翻译语言脱离儿童视角、缺乏趣味，所以我分开来说。的确有些图书由于过于追求时效性而缺失了恒久的文学价值，但这种情况不限于在翻译图书中，在原创图书中也较多见。童书翻译涉及译者的儿童观，我个人以为，儿童文学译者的隐含读者必须包含儿童（尽管不限于儿童），这和对儿童文学作者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关于趣味性，萨特有句话说得好——“你可以假装严肃，却无法假装诙谐”。能写出有趣的话，或者说，能翻译出趣味性，多少有点“老天爷赏饭吃”的感觉。

　　□在您的翻译生涯中有什么让您感到困难的事，又有哪些让您感到特别高兴的事？

　　■处理那些“不可译”的部分总是让我觉得困难重重，这种情况在苏斯博士的绘本翻译过程中最常出现，而绞尽脑汁之后，把“不可译”转化成了“可译”的时候，会感到特别高兴。还有，当译本的某些地方可以说比原文“更丰富”或更适于中国孩子阅读时，我也会特别高兴。比如，在《叶限》的结尾，我就特别想加上一句原文虽没有、但是图画中有暗示的话，后来征得杨志成先生的同意给加上了，当时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