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转莹

　　受物质追求与符号经济的共同冲击，人类愈发受役于物，对生存意义的纯粹认知逐渐钝化，难以触及生存世界的清泠境界，甚至徘徊在“拜物”生存的危机边缘。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致力于美学理论与中国文人艺术研究的李溪老师，通过《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一书，以诗画等载体中的文人“清物”的呈现论证为辅助，在解构“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的过程中，阐述人与物的生活美学意味，还原文化赋能之于物质世界的建构与反思，召唤人们从古人的生存智慧中觅得治愈过度受累于物的美学良方。书中尤其青睐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等诗人的日常审美哲学，以白居易、苏轼的世俗观念批判理论为承接面，追寻世界与“我”的共同“真性”，勾勒起清泠世界的面貌。

　　诗画作为文人抒写精神境界的介质，李溪老师的“清物”例证统一于艺术美学的审美定位。《清物十志》先从“隐几”与“听琴”所彰显的“去弊存真”内里切入文人世界；再从“剑”的意象深化到“挂剑”所意指的文人的真纯个性与义气秉性；“铭砚”进一步呈现知识分子反思功利性之名的自省秉性；“坐亭”与“策杖”从时空双重秩序中牵引出人的主体性及对权力问题的解构；“友石”与“玩古”在人与自然、历史的关系中检验与反思物的时间性，挖掘生命时间秩序的恒久；最后由虚到实，从日常实践体验层面以“煎茶”和“种菜”的味觉意象反思真与俗、清与浊等悖反性生存意味，反思当下社会物质化追求的现实观照。

　　“无用之用”与“于不可图而图之”、隐几者“不可见的在场”相通，都在消融于功利世界后获得一种“意义”表达的寂然。“清物十志”选取中国思想史中尤为重要的哲思概念，从“用物”到“意象”，按照从人到物主体显隐的逻辑顺序展开，以“隐几”“听琴”“挂剑”“铭砚”“坐亭”“策杖”“友石”“玩古”“煎茶”“种菜”10个典型“应物”之举，论述文人应物而行后对“无用之用”的肯定。“有用”是人类改造自然世界的首要目的，而“有用”上升到人类构建文明意指符码的层面后，有用性机能悄然消退。当古琴、几案、亭台等成为“吾丧我”的物质映照时，“无用之用”凸显出来。解构“无用之用”的思维回路，彰显出人类文明之于生存世界的推进。

　　“非本真”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受制于物的表现，而跨越千年的文人生活面貌对于物的意义世界的建构，充满着对“俗世面目”的反抗。作者对文人之物的“有用”与“无用”、“入世”与“出世”、“作为”与“无为”、“合目的性”与“不合目的性”的思考，兼容其对儒道思想中“无”与“本真”“自我”以及中国哲学关于生命、时间等终极理念的深刻领悟。如李溪老师所言，“琴有真音，亭有真趣，石有真风，砚有真手，古董有真赏，清茶蔬食有真味，在文人笔下，这些物之‘真’并不是说未经人手改造，而是涤除了庸俗和虚伪的诸多尘垢后，在一种存在的本有之中‘显现’的真。”生存真味一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被隐没，一方面又随着人类的自我反思而回归。

　　朱光潜认为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缺乏人性本色，以“不思”的存在方式过活，而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文人诗意地栖居于世是在尊重物质世界独立存在基础上展开的；而世俗人类往往放大了物之抽象意义的追求，并在此凭依关系的强扭中打碎了生活之境的本真，沦陷于“眼前的苟且”。人对于社会性物件的“入世”与“出世”、“有用”与“无用”的认知，在文人知识分子那里表现为关于“浊”与“清”的审美判断。书中对砚之“入世而全己”品格的评价，实则是作者对人类生存智慧的期许。“浊物”经由古代文人的“澡雪”而成为启发人类返璞归真的行动指南。人类要想获得诗意栖息的生存空间，必须在世界观的驱“浊”逐“清”过程中，涤荡个人被掩埋或被遮盖的“本真性”。

　　人与物作为整体的意指性，使物的意义被附着于人的审美思维之上。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成全了文人之物的本真存在和被感知，免除其入世之俗而成为清物，实现了文人自我与物之间生命的相互切近。正如“凭几”到“隐几”，“几”的“用”与“位”功能被遗忘，当其成为名士的象征物之后，物的意象功用转换为符号功能，本我的生命境界在经历意义解构后退回到原初的意义能指。与之相同，剑从“用物”到“意象”，在其工具性消失后，从舞剑再达至画作题材创作的艺术至高境界。

　　当物质世界以其影响和操控力向人类的精神世界侵吞时，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狭路相逢，现代性的异化功能有所提升，人与自然、物质生活的和谐关系更引人深思。生活之境的“清物”思维方式对人类的俗世生存觉思很有必要。“清物十志”是文人感知世界本真存在的意义建构，更在引导人类以纯净的内心感知力超脱尘俗生活，以日常诗意生活抵抗物质世界的异化倾向。如果说诗人、画家等最先通过诗画拥有了“真我”体验，解锁了世界的“真意”，成为首批诗意栖居者，那么他们对于世界他者的慷慨之处，正在于通过诗画传达了获得诗意栖居之体悟和精神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