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婧熙

　　粉丝控评是饭圈文化不断发展下衍生出的一种粉丝行为，是粉丝通过评论宣传自己喜爱明星的秩序性、集合性的网络评论行为。微博平台作为现阶段控评行为的主要场域，粉丝们大规模的控评数据成为了“流量时代”明星偶像赖以生存的基础。本文围绕微博平台探析粉丝控评行为现象，剖析微博粉丝的控评行为所具备的特点，并选取了部分较为典型的粉丝控评案例，以便于更为清晰阐明观点。

　　从微博评论区、话题讨论到影视作品、豆瓣评分，都能看到粉丝控评的身影。围绕微博平台，频繁出现在明星相关消息的评论或广场的控评，其类型大致包括正向安利、举报澄清、建议抵制等等，大多都是粉丝提前撰写的文字、图片、视频或者音乐链接等等，例如“实力演员，青年偶像，未来可期”、“世首美！”，其行为背后所呈现的本质是粉丝对明星偶像评价的舆论导向与正向宣传。

　　首先，控评的主体呈现出个体聚集下“集体式狂欢”。在公众不断位移的数字化生存情境中，传统专业传播者的话语权被不断消解，进入到了“人人都是UP主”的新时代，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声量”不断增大，完成了由单一传播者到传播者和受传者共存的新局面。微博平台作为饭圈文化活动主要阵地，有效填补了身处网络时代中孤独而疏离状态的原子化个体的社交空洞，粉丝自发成立的明星后援会，先将分散在各地的粉丝聚合在微博的“超话”与粉丝群，并实行纪律性和规则性的管理，因此粉丝个体成为微博控评现阶段的主力军。头部粉丝负责指导控评内容并带头控评。粉丝共同参与这场“集体式狂欢”，把整齐划一的聚集控评行动与偶像本人的荣辱、声誉联结在一起，以此来展现粉丝对偶像的“宠爱”，增强粉丝间的情感共鸣与关系维持。以演员陈星旭为例，笔者在参与和观察其粉丝的控评程序后，发现控评步骤首先由陈星旭个人微博粉丝群内的大粉牵头发布控评目标链接，紧接着进行控评文案的编辑指导，再由其他更多的粉丝进行评论、点赞、转发、举报活动，以达到理想、正面的控评队形。

　　其次，控评行为效果体现在获取群体认同的数字劳工。数字劳工理论起源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于传播产业中非物质劳动的研究，其主要特征是该理论模糊了“工作”与“玩耍”的界限，具备一定的欺骗性质，沉浸在互联网世界的诸多网民表面上看似是在消磨时间，实则沦为了互联网企业免费内容的生产者。偶像崇拜基于粉丝“朴素”的喜爱，是“无私”的，也是单方面的，一方面这种“朴素”爱驱使着他们自愿投入到机械式的控评之中，实现偶像本人及其作品迅速流量增值，粉丝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被数据流量所桎梏的“数据工人”，资本在粉丝经济的巨大商业价值的“诱惑”下，控评行为视作能够创造出无限价值的劳动形式，粉丝则被迫沦为被剥削的数字劳工；另一方面粉丝的控评动力不仅来自于偶像，还来自于追随头部粉丝而产生的小范围的身份认同以及群体间的互动需求，粉丝会自觉接受群体内的规章制度，受到群体感染，追随着大粉参与到微博的控评行为之中，这种建立在“我们”的情感基础上的群体共鸣，加深粉丝群体认同感，促进普通粉丝控评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话语内容存在媒介编码与粉丝解码的博弈。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作《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阐明了该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传播交流的有效性需要编码与解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编码的过程中具有建构界限与参数方面的作用，解码过程则需在这些界限与参数中发挥效果，一旦忽略编码过程中建构的界限，那么解码工作将完全变成误读。 随着微博这类社交媒体的兴起，控评的话语内容主体参与者拥有了较大的主观能动性，不再完全遵循媒介精英发布的文本内容，甚至采取“颠覆式”或“重塑式”解读，体现了网络空间中编码/解码在传播过程中新的一轮博弈，其中微博平台最常见的几种控评形式——正向安利类、澄清或洗白类、建议或抵制类等等。正向安利类以央视网微博客户端发布的一条“业内人士称赞王一博在无名表现优秀”为例，王一博的粉丝在评论区控评“叶先生真的太出彩了”“王一博真的认真努力，感谢程耳导演的指导”等等正面安利类评论，展现出媒体的主导意义设置得到了粉丝的认可，且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反之以陈星旭原声争议事件为例，电视剧《星落凝成糖》微博客户端发布男主演陈星旭配音版剧方预告，因官方将先前原声改为配音，引发粉丝在电视剧官博下方评论表示抵制使用配音，支持演员原声，原声更加贴合仙侠气质，使用流水线配音是不尊重演员心血，体现出粉丝对剧方表达的话语内容与营造出的“信息权威”的内心抵制与精神反叛。

　　可以说，饭圈文化是互联网青年亚文化中最明显、也是最瞩目的一种伴生文化，衍生出的疯狂投票、打榜、购买专辑、控评等应援行为，赋予了粉丝经济无尽的发展潜力与活力，但接踵而至的集资、刷榜、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饭圈乱象日渐抬头，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光明日报》曾评论道，“控评就是一种网络暴力”，因此有效地整治饭圈乱象，也是推动建设健康和谐、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