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旭仲  何飞燕

　　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自古以来，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就留下了众多的人类遗存。关中是历史上的13个王朝建都之地，周秦汉唐等中国古代最为兴盛时期的都城就建在这里，留下的古代遗存也是全国最多的地方之一。关中在西周时期是王畿所在地，既是其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西周时期王公贵族、富贾豪门的聚集地；270多年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祭祀先祖的礼器——西周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往往带有铭文，且经常以窖藏的形式被发现，一出世就震惊世人。

　　三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该项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晖教授主编，项目团队收集整理了西周王畿关中地区1358件青铜器铭文资料，也是迄今为止对关中地区出土青铜器铭文著录数量最为翔实、齐全的整理成果。

　　《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主要对周王畿所在的关中地区即今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5个省辖地级市出土的有铭青铜器做了整理与研究。该书共5卷6册，第一卷为西安地区，收录青铜器 318件，第二卷为周原地区（扶风、岐山县，上下册），收录青铜器583件，第三卷为宝鸡地区，收录青铜器306件，第四卷为咸阳、渭南、铜川地区，收录青铜器151件。第五卷是在前四卷的基础上对宗周社会的宗法氏族、军政制度、教育文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来说，该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体例上，打破了以往的编排体例。金石学研究始于西汉，直至宋代，金石学大盛，才开始大规模著录古器铭。其著录均是分类别收入青铜器，拓印或摹写器形、铭文整理金文材料。这一体例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诸如《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等基本上都是按器物类型——容酒器、饮酒器、食器、炊器、杂器、水器、乐器（或以乐器为首）等顺序来排列，在各类之下，再依时间先后、字数多少等要素来编排。这种方法具有眉目清晰、便于翻检的优点。但其本质仍然是宋代古器物学的思路，金文材料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属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照。《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一书按地区（兼顾西周王畿地区政治地理格局）分卷编排，有利于考察出土铭文内涵与所在区域的政治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同一区域内，按有铭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与单位集中编排，尽量保存了青铜器出土时的聚合状态与出土信息，为研究同组（群）的青铜器断代，了解铭文所反映的宗族关系、家族形态，乃至了解出土的器组（群）之间关系、王畿区域内贵族家族的分布与聚落形态，了解西周王朝在关中这一畿内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活动情况也提供了便利。

　　第二，在内容编排上有创新。以往的金文著录著作只有器物相关情况、铭文、拓片、著录情况。而《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是在每个区县都介绍了行政建制沿革和行政区划沿革，并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况。然后以建制村、自然村为基本单位，依据出土时间的先后顺序介绍墓葬或窖藏的器物情况，对于每件器物、铭文，均提供器物照片、铭文拓本及铭文内容、以往著录情况，并在备注中对以往著录中的疏误作了订正。此外，每个器物还附有详尽的有关该篇铭文研究成果的“相关研究”，这也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第三，《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一书的第五卷是利用关中地区出土的金文资料，结合其他金文资料，考察了西周王畿内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比如第五卷第一章是西周金文与西周宗法宗庙制度研究，第一节利用逨盘、南宫乎钟、师丞钟、禹鼎、秦公镈等铭文，结合《礼记·丧服小记》《礼记·曲礼下》《尚书·金縢》《逸周书·祭公》《左传》《国语》等文献资料、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等出土文字资料，探讨了西周的宗法组织结构，亦可看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注重各类文献的运用。该卷其他章节的许多结论也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综上所述，《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一书亮点颇多，在编排体例和内容上均有创新，该书的出版，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也将会有益于今后历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