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业礼
耆婆（Jīvaka）是古代印度与佛陀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著名医家。在佛教文化背景下，耆婆被塑造为与佛陀并称的“大医王”，并以佛教经典的不断翻译与传播为媒介，对中古时代的中国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地区都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与扁鹊、张仲景、华佗等名医相似的文化符号。耆婆不仅在丝绸之路沿线重镇如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中，而且在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典籍和医学著作中，都留下不少痕迹。陈明先生近年出版的《天竺大医：耆婆与〈耆婆书〉》（以下简称《天竺大医》）一书，就是在全球史视野下广泛搜集耆婆与耆婆医学著作相关史料，详加考证，汇为一编。这部专著不仅是针对耆婆及其相关事迹为主题的史料梳理与个案书写，同时也是一部丝绸之路医学史研究的精心之作。
陈明先生娴于耆婆与耆婆医学著作的研究，他最早关注此议题可追溯至2000年，20多年来，陆续发表高质量论文多篇，并出版著作一部，即《敦煌出土胡语医典〈耆婆书〉研究》。通过陈明先生在《天竺大医·前言》中的交待也可知，《天竺大医》其实是他20多年来的积淀之作。
《天竺大医》分为9个章节。前两章梳理佛教和印度其他典籍中有关耆婆的史料，勾勒出耆婆作为大医王的形象和他的医学理论与成就等。第三章和第四章是通过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解读，分析在佛教文化的背景下，耆婆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并说明在传播过程中耆婆形象的演变。第五章~第八章，全面搜集出土文献、中国及日本古代文献中有关耆婆与耆婆医学著作的内容，详细考探，是全书用力最深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作者具有深厚的材料搜集功力以及擅长多语种文献间的对比研究。第九章接续前文的传播研究，探讨耆婆形象在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区的流传，综合运用文本与图像对照研究，将耆婆形象与“医王”称号结合起来，上升到符号学意义。
作为耆婆与耆婆医学著作的个案研究，《天竺大医》不管是在材料搜集还是考证研究方面，都可谓是“已臻其极”。在没有更多新材料的情况下，已很难再有突破。这样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其更重要的意义其实是在于方法学上的典范与借鉴。
前文也已说明，《天竺大医》更是一部丝绸之路医学史研究的精心之作，其具体的学术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全球史视野。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全球史视野的最早运用，是西方学者为突破“欧洲中心论”的论点，通过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以求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对于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来说，“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式”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在当代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还带着“中国中心论”的观点，看不到或者不愿承认外来医学的影响，这是十分不妥的。
《天竺大医》一书中的各个章节，并非同时完成，但各章节相互配合，前后呼应，自有其谋篇布局。其贯穿的主线，即丝绸之路医学史研究。如该书最初是着眼于印度，勾勒耆婆形象；其后沿丝绸之路到达敦煌、吐鲁番地区，结合多类型出土文献，分析耆婆在该地区的影响及形象演变；进而探讨中国及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古代文献中的耆婆，在解读文本的背后，其实是试图构建出一条耆婆形象传播与演变的链条。全书最后水到渠成，梳理出耆婆从一位普通的医生形象，经佛教塑造为大医王，再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正是得力于对耆婆形象传播与演变链条的构建。而这条传播链的构建，作者基本做到了“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是全球史视野的具体体现。
第二是史料的充分使用。
近年来，丝绸之路相关研究使用的史料多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重镇出土的文书和图像，或牵连中国古代相关著作中的记载，作比较或补充研究。其实不唯如此，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可使用的史料，典籍文献方面至少应包括印度著作、佛教律藏、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献、中国与日本、东南亚等地区的古代著作。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域外收藏的中国古代著作，尤其是中国已经散脱或亡佚的著作。而典籍文献之外，可使用的史料还应包括雕塑、绘画、器物铭文等图像史料。在史料的使用上，《天竺大医》一书，称得上是非常充分的。
首先，《天竺大医》充分使用了梵语、巴利语、于阗语、藏语等多语言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并作对比研究；其次，因为耆婆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佛教典籍中有很多耆婆的记载，《天竺大医》充分使用佛典中的相关史料；再者，《天竺大医》充分使用了域外收藏的中国散佚文献。托名耆婆的著作，据史志目录记载有10余种，如今均已亡佚，只能从书名窥测其具体内容。而《天竺大医》一书，研究了中国台湾和日本国立公文馆书库收藏的抄本《耆婆五脏经》，弥补了这一缺憾。而在其他域外收藏的中国散佚文献中，还有不少类似有价值的稿抄本，亟须进一步研究挖掘。
不过，《天竺大医》作为一部精心之作，其借鉴意义或许很难真正得到实施。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的局限，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天竺大医》一书，之所以能够对史料做到如此充分的搜集和使用，与作者扎实的语言学功底是分不开的，他人不能轻易效仿。不过在另一篇文章中，陈明先生也说：“丝绸之路医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而要重塑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医学史的总体概貌，就必须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沿途重要据点的医学情况进行逐一的分析。从部分到整体，所组合的结果才有可能更贴近历史原初的面貌。”（《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也就是说，我们或很难完成《天竺大医》这样横贯东西的专著，但选取部分材料作深入挖掘，还是能够做到的，最后聚点成线，“从部分到整体”，亦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