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在大地上作画，这就是文明”！我曾在回顾大力抢救良渚遗址群的文章中这样有感而发，读王鲁民教授的新作《塑造中国》更有同感。这部学术著作十分严谨，却文采飞扬、亲切可人，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关心中国和人类文明探源者，都值得去品味。有关专业工作者更可从中看到“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的途径。
《塑造中国》的第一章“绪说”，明示自成系统的分类方法。书中指出西周“何尊”上的“中国”：“中”意为“中央”，“国”意为“地域”，而“认定洛阳盆地为大地的中央，当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空间认知。”书中认为因文献匮乏，要想了解上古相应地区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就得更积极地依靠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即通过对考古遗址的空间覆盖范围、关键者分布格局，以及呈现的组织特征，窥探何以洛阳盆地及周边地区被视为“中国”及不同时期“中国”的存在状态。
开展上古“中国”塑造讨论，基础之一是对具体地理形势的理解。胡焕庸线以东的东亚大陆腹地，除了黄河、长江、欧亚大草原和东亚大平原诸突出地理要素外，作者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那些南北向的长程河流及相关地域，这些地区拥有更为多样的动植物生存环境，促使有关族群更多地迁徙、互动，在大型族群甚至大型权力的生成上有特殊意义。把自然、地理条件不仅作为提供个体生存资源的条件，并且视为人群互动与空间控制的预置背景，为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设围基址（遗址）”是作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已知的上万处遗址中，设围遗址不过三四百处，表明了其特殊性。上古工程能力有限，挖掘壕沟一开始就是非同寻常的做法，超越了空间界分价值，是有关地段特别重要的标志。作者指出，不同的圈围格局意味着不同的祭祀等级。由设围遗址的坐落看，它们往往在一些地点（高等级的“神明之隩”）持续、反复、成群地出现。由“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说起，作者解析了《史记·封禅书》所云“神明之隩”。除长程河流出山口外，长程河流源头地，长程河流的交汇处、入山口处，与山体相夹，河道剧烈转折处，两条河源头或河道接近处，山体和大海相夹处，也是设围基址选择的“神明之隩”。设围基址等级序列的存在，意味不同“神明之隩”占据者实力有差异。设围基址群的出现，就占据者实力来说，意味有形成支配更大范围权力的自然条件。在车、马未用的远古，诸多高等级“神明之隩”中，具体的自然条件决定了郑洛一线的地位最高。东周以前的诸多时期，最高等级的设围基址只在这一线出现，可以作为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定“中国”为东亚大陆腹地最神圣地点的证据。
遗址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判定，是探究相应时期社会组织、政治架构、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也是考古学的基础问题之一，以上的讨论，为该书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条件。
依托考古材料分析，能够得到一定水平的对古人空间认知的了解，但要想获得塑造“中国”历程及上古空间架构的相对完整和真切的知识，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适当利用。作者指出，《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提供了自黄帝起的连续性极强的历史记述，特别是《今本竹书纪年》对大禹以后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记述更详细，只要与考古材料进行相对系统的比照，就可以看到相应记述与考古材料显示的空间态势、逻辑完全一致。因而更多地利用前者是该书特点之一。不仅如此，由于一系列“神话叙述”与考古现象的耦合，“中国”塑造的历程可以推至更为遥远的过去。
距今约1.3万年，后套木嘎遗址（吉林省大安市）一期遗存，出现了东亚大陆腹地现知最早的示以神圣的壕沟。距今约8000年，燕山以北地区呈现5个设围基址并存的局面，成为东亚大陆腹地政治、文化发展最活跃的地方。经历了仰韶文化初、早期，公元前3900年前后，函谷关至郑州一线出现10个设围遗址构成的设围基址群，以其他地区设围基址大幅减少或消失为背景，突显了强势地位。公元前3200年前后，由关中到郑州沿黄河布局的庞大设围基址系统，揭示了东亚大陆腹地最重要的“神明之隩”的空间控制价值，使一个实体性的“中国”得到完整呈现。而双槐树、青台设围基址安排北斗图案，还将“中国”与幽远的北方亦即东亚大陆腹地最早的设围基址后套木嘎遗址联系了起来。
以上述连续的设围基址系统变迁为基础，作者提出了华夏文明发源于欧亚大草原与辽河流域交会地区的看法，使现有考古资料得以系统性地“历史化”。
要读懂这本书，理解其重要性，提出批评，最好也去看看学界前辈的著述。以下仅是他们给我启发的凤毛麟角。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的辞世之作，因既“能反映考古学的一个新时代”，又能“雅俗共赏”，已一版再版。我国最高领导人1999年对外讲演开始采用“五千多年”文明提法，较前多了一个“多”字，依据的是考古成果，大概主要是苏公这部书。拙文《跨越重点 引领未来——试论文明探源工程》还提及：“人类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国家就属于制度文明。礼仪性建筑是制度文明的实证，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没想到，现在《塑造中国》以上万考古成果及传世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出上古社会-政治空间转换的源流及背后故事。苏先生的不少预见可在《塑造中国》找到印证，如他所说兴隆洼、查海遗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所以文明起步超过万年”，后套木嘎的设壕基址就确超万年不少呢！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最后篇章“双接轨”中，苏公写道：“所以面对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界以及国与国、人与人关系这一难题，西方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21世纪的中国学将要成为世界学。”从“神明之隩”到“设围基址”的“中国”塑造，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生动写照。拙文《中国现代考古百年之始与开拓名胜先导的生态文明考古学》提议，文明探源应将生态演化作为重点，“国家起源研究最终目的，实为世界大同。各国共同善待自然才有未来”。
《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是郑振铎先生1929年发表的，该文概括了考古发掘的“重要性”：第一，将失去的古代重现；第二，使我们直接与史迹面对面相见，不必依靠传述失真的记载；第三，证明古代著作、神话、传说，向来以为虚无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成分在内，有时可知其构成原因。这应是郑先生对当时疑古、信古之争的解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中国》可以视为对郑先生说法的响应，从海量的考古发掘成果出发，解析传世文献，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在了祖国大地。对于郑先生的提问：究竟如何去“做有系统、有意义、有方法的工作”？《塑造中国》的讨论也可以作某种参考。郑先生说：“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只有尊重、保护和学习大地遗产，才能在创新的同时获得一地一国乃至世界的全体人民和代际的凝聚力，而创新力与凝聚力共同构成的生命活力，正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力量！所以《塑造中国》对大地遗产的梳理，意义重大。
拙文《大遗址承传：美丽城镇的文化复兴》提到：“从众多城址出发，既然李济可以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那么今人探索中国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新问题，绝非难不可及。”研究中国形成，也当如此。在我看来，《塑造中国》的写作表明，相对系统的城址考古成果和前辈学者奠定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中国形成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