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政治经济学博士）
2011年初，《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辨论“中国模式”》两本书为激烈争辩中的“中国模式”话题带来了新思想和新见解，作者姚洋和丁学良在很多观点上表现出了一致性。
两位学者都认为，中国模式争论中的最大误区是，中国走出了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2004年5月，当时在英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中心工作的乔舒亚·雷默（Joshua C. Ramo），以“北京共识”来描述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广受怀疑的经济理论，而“北京共识”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包括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将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形成对立。
但姚洋和丁学良一致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路径与“华盛顿共识”极为相近。姚洋2010年2月在美国《外交》季刊网站发表了“北京共识的终结”短文，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而丁学良认为，“华盛顿共识”被意识形态化、简单化，“北京共识”的作者忽视了中国国内严肃的经验研究成果，把迄今中国的改革发展当作与“华盛顿共识”全然相反、南辕北辙、“对着干”的一条道路，是过度随意和非常扭曲的解读。
那么怎么来理解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呢？姚洋认为，制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并不特殊。中国只不过是遵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和发展。真正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利用合适的制度安排，采纳和遵循这样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姚洋的答案是，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的政府。市场经济的性质万变不离其宗，但是市场经济何时被使用以及在什么地方发展，则取决于政治因素，特别是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姚洋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具有原创性。
姚洋认为，在中性政府的主导下，共识凝聚了各方的利益共性，分权引进了竞争机制，目标和手段综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从社会经济层面看，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不存在世袭或习俗造成的身份隔离，没有强势的精英集团和妨碍阶层流动的经济基础。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民众对短期利益并不敏感，而政府也容易保持中立。
与姚洋从政府的角度理解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致，丁学良的视角同样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出发，提出了一个把握中国模式的动态三角模型。
动态三角的首个支点是“核心的列宁主义”，第二个支点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第三个支点是“政府管治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危机中，政府介入经济事务的力度尤其明显。
丁学良认为，必须从上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理解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发展。丁学良把中国模式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是“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块连接界面上的咬合点。
事实上，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都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中，最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得益于融入全球化。因此，离开世界来谈中国的发展，就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在1978年以后获得令国际社会瞩目和尊重的成功。丁学良特别用一讲的篇幅谈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得出了开放比改革更关键的结论。而姚洋则认为，中国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传统为中国胜出积累优势。打开国门之后，人力资本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姚洋认为，几乎所有原发性的国家都发生过社会革命，且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或其后续调整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比如英国、法国、俄国、西班牙。但中国调整的时间要短很多，这主要得益于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丁学良也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益介入了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体系。
丁学良认为，突出其来的“9·11”事件帮了中国的大忙，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非常明智地、极度敏捷地在那个异常紧急的时刻，马上宣布中国政府反对9·11恐怖主义袭击，在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边”。如果没有这个事件，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就会增强，中国不得不利用有限的力量化解美国的冲击。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是根据对华战略制定的，颠倒了此前对华战略从属于其亚太战略的关系。
除了国际因素影响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之外，两位作者都特别强调国内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已经在很多方面陷入困境，而且政府的作用还在持续加强。姚洋认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等问题，中性政府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因此将逐步消失。那么如何来破解这种发展的陷阱呢？
姚洋谈到，追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和地方分权构成了中国中性政府的政治基础。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术语讲的话，就是国内政治制度的调整，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获得了经济持续增长。美国的经验表明，加强国际化是克服利益集团约束、巩固推进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手段——也就是“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丁学良以欧美社会的发展为例，也得出参与国际竞争将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这一结论。丁的方案是：要想使得中国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不至于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更多、更广地参与国际竞争。
为此，丁学良展望了一种“大众的市场经济”前景。如果中国能够从小众的市场经济转变为“大众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模式将具有很强的世界文明地位。有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和平时期、由本国政府主导，服务于大众的市场经济，将具有更加公平、更有广泛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