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强

　　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当代草圣”林散之声望之高，早已有定评。市面上相关传记和研究著作，也有好几种。路东撰写的《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独特之处在于，作为一部评传，没有拘泥于既有传记与年谱相关撰述，而是结合林散之的生平、交游、创作，去立体地还原这位艺术家坦荡求索的一生。作者对传主诗文与书信大量征引，以诗证事，以文论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一味追随定论，去对传主精神与现实生活硬性拔高，而是不避讳敏感话题，对林散之人生中早期一些“隐没不彰的断片”（邱振中语）做出大胆而谨慎的推测，对其桑榆晚景中骤临的盛名也存理性判断。

　　林散之毕生诗书画兼修，以诗自豪，早年习画时便自编《古棠三痴生拙稿》（1914），晚年有《江上诗存》存世。路东是当年朦胧诗人中的佼佼者，几十年低调作诗为文不失风骨，诗人写诗人，其着眼点与结论自不同一般。

　　“评传”开篇并非平铺直叙，而是抓住1898这个特殊年份，林散之晚年夫子自道曰“我出生于变法之年”，此“变法”之语，明显有双关乃至三关的意思。一是历史上的戊戌之变，一是散之老人在书法艺术上的开拓变法，一是老人晚年以书名世的戏剧性转折。20世纪上半叶，国变频仍，新文化运动在散之老人冠年便有燎原之势。身居江左小镇乌江的林散之，丝毫不受其影响，读他的书，练他的书画，经营他的缑山林园与江上草堂。老人曾于而立之年赴沪上从黄宾虹大师习画，彼时正值左联解散前一年，而散之老人只是静心从师习艺，窗外之事如春风过耳。老人自幼立志，只是别有怀抱，不同于时人。他苦于所见真山真水太少而毅然于37岁时外出游历，自乌江家中出发，北上西去，南下东归，跋涉艰险，览尽名山，八月远行，登华山、太白、峨眉等名山，作诗164首，创作写生稿800余幅，后又成游记《漫游小记》随画稿连载于沪上杂志。这段行程，不过老人一生中短短一瞬，路东用去三章57页描写，显见其对此事之好奇与在意。

　　林散之作为一代书法大师，其成名在古稀之末，不无当时时局因素，如中日关系自1970年代渐入蜜月，而日人特重散之老人之书法成就，但老人大半生主业其实在画，黄宾虹弟子的身份也是他得艺坛认可的重要外因。可以说，没有前半辈子诗书画三修积累的成绩，散之老人“衰年变法”之事功似也无从谈起。故“评传”将重心放在老人半世习画、作画的经历上，全书四分之三篇幅在此。这是符合一个艺术家成长轨迹的，也在叙事上让老人晚年成名的传奇有了可靠的累积与依托。

　　“评传”中还将相当的注意力放在老人平生交游方面。与恩师黄宾虹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路东对此没有轻易做出评判，而是巧妙点出其中空白之处。一方面，“林散之全盘接受了黄宾虹的观点和方法”（邱振中语），另一方面，老人与这位自己毕生追随的恩师自学成告别后便若即若离。其中固然有具体原因，如路东提到传主在抗战爆发之初便赴沪上探望恩师未果，但也可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缘由。路东细读了师生往还的几封信，试图呈现而非去简单论定两代大师的私人关系。无论如何，老人对恩师，始终是感念于心的，1948年还以乌江土产棉花制作一床被絮，由儿子林昌午带到杭州给老师御寒。还有一个个案，便是老人与邵子退的毕生友谊。作为当年义结金兰的兄弟与好友，老人一生都引子退为莫逆知己。晚年有机会拍摄纪录片，必定要让这位肝胆相照的好友入镜，为70年的交游做个记录。“种瓜老人”邵子退，一乡野诗人，一生痴迷诗书画，却未得老人晚年一般隆声嘉誉。子退黯淡的人生，恰成散之老人顺遂一生的镜像。子退的耿直，也与散之的谦退不同。路东笔下不无春秋之意，他遍览《江上诗存》，1958~1961年间所作，“都是交友唱和之诗和山水诗，与杜甫关注社稷的精神无关”，他随后又为老人解释：“林散之作为县政府官员，在思想上必须与当时的大方针相契合。”难得的是老人的自省与自知，老人晚年对人说：“邵子退的诗比我写得好，他写出了一首必定要传世的好诗。”

　　“林散之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他前半生生活在中华民国，后半生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实际上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邱振中先生这段话自然是真知灼见，不过，散之老人这“自己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方式，不仅对习艺者、习书者有意味，对普通读者亦有其意味。散之老人毕生志存高远而不落俗气，周旋红尘而心怀厚道，成名成家之念始终支撑着他，又很少被俗名所累。在这个意义上，林散之先生的生平的确是自近代以来有关艺术家立身处世的“一个特殊的个案”，而路东也是实实在在“探微掘隐”地把传主丰富而立体的一生呈现给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