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樵裕
辞书编纂大家巢（峰）老于1月8日在上海去世。我和他相识近20年。在交往过程中，多次受到他的指教，受益甚多。新闻出版署老领导刘杲是我很熟悉的领导，1977年我就认识了他。他说你每次去上海巢峰都和你交谈，说明巢峰对你很不错。回忆起和巢老交谈的情景，他讲话的神态、笑容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巢老是我终身难忘的良师。
我和巢老的交往起自汪（道涵）老。1999年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市委秘书长段柄仁（段老）商议编纂《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委托我负责日常编纂工作。1980年代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计划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进行合作，在北京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美国客人。总编辑姜椿芳请了汪老参加。很幸运，时任副总编辑阎明复让我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老，汪老的风趣和学识渊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上海的汪老在和我的一位朋友交谈时，知道北京要编《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表现出兴趣。我的朋友约我到上海见汪老。我带了两位同事到上海，向汪老介绍编纂《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的编纂思路。汪老是贾庆林书记在一机部工作时的领导，他让我向贾书记转达他对编纂《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意见，同时建议我多向上海辞书出版社老社长巢峰请教。于是我拜访了巢老。巢老听到我说《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共20卷（还计划编纂一本单卷本），当即说如能编成，是件很了不起的事。2003年《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出齐后，我到上海送了巢老一套。
《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出版后，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段柄仁常务副主任和我谈《北京百科全书》的再利用问题，提出编纂《北京大辞典》和“北京行业百科全书”的问题。我对国内已出版的省、直辖市大辞典做了调研。2001年出版的《天津大辞典》（天津是先出一卷本《天津百科全书》，后出一卷本《天津大辞典》），很有代表性，总字数约285万，总条数约1万条，平均字数285字，不列分类目录，采用一条一事编纂模式（无内容分析索引）。我认为在《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基础上采用《天津大辞典》模式编纂一卷本《北京大辞典》不是难事，但在编纂过程中我对采用这一模式编写的辞条有无查阅价值产生怀疑。北京有了20卷本《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加上单卷本《北京百科全书》，还有必要编纂这样一本《北京大辞典》吗？2006年我到上海办事，顺便拜访巢老，并向他请教。他认为编纂一本新辞书应追求出版价值和使用价值，释文要区别于已出版的同类辞书。地情辞典的辞条释文切忌名录化（没有太大的查阅价值和文化价值），一条一事的编纂模式如何写好辞条释文要认真研究。他劝我们不要忙于出版，先着力于研究编纂思路。
段老写了《地域百科全书的总体设计》一书，200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主要介绍《北京百科全书》（第二版）设计思路、体例。同年底，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大辞典》。3卷本，版面字数约600万字，总体条数为1.5万条，还是采用一事一条的编纂模式（无内容分析索引），巢老出席了首发仪式。次年春，我到上海拜访巢老，原想巢老会向我介绍《上海大辞典》的编纂经验。出乎我意料之外，巢老直接告诉我《上海大辞典》的质量不怎么样，从地情辞典编纂角度看有许多不足之处。他问到《北京大辞典》的进展情况，我说还在进行总体研究。巢老让我转告段老，希望北京能编纂一部在辞书界有影响的地情辞典。在这次见面时，巢老问我，《北京大辞典》设不设“毛泽东”辞条（《辞海》毛泽东辞条3000余字，是中央审定的）。我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北京大辞典》如果设“毛泽东”辞条，释文应是“毛泽东在北京”，介绍毛主席和北京的关系。《北京大辞典》作为一本地方性辞典，释文不应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承担的全面介绍毛泽东的任务。巢老听了后，表示赞许，夸我“聪明”。他也说到了段老编纂的《地域百科全书的总体设计》一书，说段老的研究很有开创性。临走，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送我一套《上海大辞典》。
回到北京后，我向段老转告了巢老对《北京大辞典》的希望和《北京卷》“毛泽东”是否设条的疑问。把上海辞书出版社送的《上海大辞典》交给段老研究，又买了一套《上海大辞典》进行研读。我和几位编辑在通读《上海大辞典》的同时，对《上海大辞典》的总体设计和辞条释文作了认真分析研究，也听取了在北京的一些辞书专家意见，对《北京大辞典》的编纂思路有了一套新想法。我们建议《北京大辞典》也采用3卷本，总数为600万字。采用一条多事的编纂模式，以内容分析索引为检索基本单元，辞条索引比为1﹕3。即提供3万条可供检索的知识主题，对大主题采用多辞条方式，以“大主题、多辞条”的方式区别于百科全书以大条目为主体的知识架构。辞条释文字数控制在千字以内，以保持成书后版面的辞典形态。我们这一想法得到段老的赞同。2010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和我谈编纂《方志百科全书》一事，他拟请段老任主编，让我协助段老工作。这样在以后几年中，段老和我把主要精力放到《方志百科全书》编纂工作中，但仍安排几位编辑研究《北京大辞典》。之后几年中我也去过上海，每次都会看望巢老。巢老认为编纂《方志百科全书》，把地方志和百科全书连接起来很有意义，会有助于《北京大辞典》的研究。我和原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较为熟悉，有一次龚部长和我的老朋友许锦根一起与巢老聊天。龚部长和许锦根都说《北京大辞典》是很有意义的选题，我向许锦根说了巢老问我《北京大辞典》设不设“毛泽东”的问题。后来，许锦根写了一篇《巢峰之问》的小文章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
巢老对地情辞书编纂很有兴趣，回想起来他的几点给我印象很深。他强调地情辞典编纂应先研究总体设计（设计书），东拼西凑就是瞎编。他说段老《地域百科全书的总体设计》一书对编纂地域辞书很有参考价值。对于地情辞书的作者应遵循《中国大百科全书》“选择合适的专家撰写适合条目”的原则。作者应该是对撰写条目的主题有研究的学者，剪刀加浆糊实际上是种抄袭，是对辞书职业的不敬。关于条目（辞条）的定性语，他认为定性语是条目（辞条）释文的主题，释文围绕定性语展开。不同主题的同名条目（辞条）定性语应不同，没有万能型的定性语。如《北京大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是不同性质的辞书，同名条目（辞条）定性语应不同、释文也不同。因为《北京大辞典》是北京地情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是综合性辞书。我的另一位百科全书老师金老（金常政）讲过“羊毛”要不要定义问题，巢老很赞成金老的意见。即定性语不要讲读者都明白的大实话。2016年5月我去上海拜访巢老，在送他回家的车上，他拍着我的手说：“能和你讨论问题很高兴，但我们是见一次面少一次呀”。不想这是我和巢老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