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海涛（中华书局法律顾问）

　　中华书局在核查盗版图书的过程中，发现盗版书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用纸方面，盗版书正文用纸常使用轻型纸，且发黄陈旧、薄厚不均、粗糙不光滑、易脆、带些许麻点；印刷和装订方面，盗版书印刷文字墨色不均匀，图像没有层次感，透印，色相偏差较大，套印不准，扫描时网点缺失，使劲堆墨导致颜色晦暗。甚至有的盗版书腰封直接印刷到图书封面上，三面切口粗糙有毛边、不平滑。这样的盗版书在市场上流通，既影响了读者阅读的体验感，又使出版社遭受不白之冤。

　　畅销图书和常销的重点工具书等是盗版“重灾区”，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汉语》被盗版严重，但很难统计出每年损失的具体数据。2023年，我局配合公安机关查处了畅销图书《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上下册）和《中国诗词大会》（上下册）盗版案件。在配合行政部门、司法机关查处盗版案件时，我局采用一跟到底的打盗维权方式，除出具鉴定结论，协助侦查、配合起诉之外，还关注行政程序处罚结果或刑事程序法院审判结果，对于条件成熟的案件，我局还委托专业律师拟另案起诉，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打击盗版书时，出版机构可主动采取国家版权局推出“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中提及的做法，加强与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的联合，对相关网络服务商提出加大版权保护措施的要求。目前许多出版社已委托专业公司对电商平台上销售的本版书进行价格监控，这很有必要，但监控不是目的，出版机构还要实施具体的维权举措，比如要敢于向平台说不，积极主张法律赋予的要求平台删除、屏蔽、断开盗版链接的权利。

　　对于出版机构而言，“打盗维权”难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维权专业性不够，在取证、固定证据等方面，如何提交符合法律规定“三性”要求的有效证据能力还有待提高；二是主动出击不够，虽然打盗维权领域长期存在“取证难、周期长、赔偿低”现象，但随着我国持续推动“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政策，对出版社而言，打击盗版图书可借助的法律武器已十分丰富。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条款共52条，特别是第1158条规定的“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第三次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也规定了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数额；对于故意侵犯著作权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的数量，同比增长了117%，这些都是对权利人利好的因素。

　　解决打盗维权实务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关键在于出版社要变“被动维权”为“主动维权和积极维权”，在社内设置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实施打盗维权活动，对于本社的畅销图书、重点品种列出有针对性的维权计划。（管若潼 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