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二战 弗洛伊德 辛德勒

　　○王松林

　　20世纪90年代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以其揭露二战时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社会问题而获得奥斯卡多个奖项。电影以纪实的手法，黑白的色调，使观众瞬间被带到半世纪前的战争背景下，而犹太小女孩的红色上衣，不知刺伤了多少颗柔弱的心。《拯救弗洛伊德》似是电影的再现——封面环绕老年弗洛伊德侧身像的红色宽边相框，外加一根纵向绑缚在照片上的黑色皮筋，讲述了为营救享誉世界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位体弱多病的犹太老人，所发生的真实事件。营救行动，由一个并非刻意组成的小组完成，很多成员都具有辛德勒的品质与义举。

　　“那些即将被卷入决定时代走向的剧烈运动中的人，在早期往往无法意识到巨变的来临。这是历史的铁律。”这是印在目录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话，揭示着某种亘古不变的社会现象。是的，1930年代初的欧洲，那时的奥地利，那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决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会面临怎样的混乱世界。他们沉浸在一战后的和平岁月中开创自己的事业，商业、艺术、学术等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维也纳伯格街19号，弗洛伊德的住处，也是他的办公场所。这里承载着他的全部，是他的全部世界。他在这里思考、著书立说，会见过荣格、琼斯等人。在维也纳，他享受着哈布斯堡王朝对犹太人较为宽容的政策。当希特勒在德国掌握了权利，当反犹主义之风开始在欧洲蔓延，弗洛伊德仍然坚信文明不会向野蛮低头——即便是神秘电话打到家中向他示警，直到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希特勒在霍夫堡皇宫阳台演讲。此时，弗洛伊德仍抱有一丝幻想，直到他的子女生命受到威胁，他才意识到一定要离开这片深爱的故土了。但，为时已晚，整个奥地利都陷入了反犹主义的狂热中——许多奥地利人在当时是希特勒坚定的支持者，对于德奥合并、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有着某种宗教般的信服，尽管二战后他们缄默不谈。

　　吉人自有贵人助。

　　弗洛伊德的辛德勒出现了，她的名字叫玛丽·波拿巴，希腊和丹麦的王子妃，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孙女。她在营救弗洛伊德的过程中扮演了极有分量的重要角色，而她最初与弗洛伊德会面是作为一名接受治疗的患者。在德军进入奥地利后，纳粹分子不断骚扰弗洛伊德的住宅时，她以其特有的身份与勇气帮助惶恐且气愤的老人，给予他和家人精神上的鼓励与经济上的支持，“波拿巴有时甚至会亲自坐在弗洛伊德公寓冰冷的楼梯上，用身体挡住任何试图闯入弗洛伊德家中的人。据管家费希特回忆，波拿巴会紧紧裹着一件黑色貂皮大衣坐在那儿，戴着浅色麂皮手套，头戴一顶精致的帽子，身边放着一个鳄鱼皮手提包，浑身散发出浓郁的香水味……”不仅如此，玛丽·波拿巴还协助弗洛伊德转移文件、书籍、信函，特别是财产，使得老人脱险后一家人在生活上有所保障。弗洛伊德对他生命中这位“辛德勒”感激备至，说“王妃对我们恩重如山”。

　　玛丽·波拿巴还帮助了其他200余名犹太人，“她不遗余力地帮助了其他犹太人逃离德国的统治。她为安排科学家和医生逃亡的犹太组织输送资金，并游说法国政治家给这些逃亡者发放签证和居住证。根据传记作者西莉亚·伯丁（Celia Bertin）的估计，波拿巴协助救出了近200名犹太人，但是她从来没有宣传过这些功绩。她也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比如她曾经向美国驻巴黎大使威廉·布利特建议，称美国应该在墨西哥买下一片地，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 她不该被称作女版的辛德勒，她的名字就叫玛丽·波拿巴。

　　德国吞并奥地利初期，纳粹对犹太人执行“托管人”政策，安东·绍尔沃德被指定为弗洛伊德家的托管人。这位满嘴反犹辞令的奥地利日耳曼男人，父亲是药剂师，老师也是犹太人，所以他心底对弗洛伊德是很有好感的。在长期监视中，绍尔沃德“系统性地读完了弗洛伊德的许多作品，并且越来越崇拜他的博学多识与精神分析理论”。这使得营救小组计划的最后环节，绍尔沃德有可能将“枪口抬高一寸”，使得弗洛伊德一家得以脱险。二战后，安东·绍尔沃德接受审判时，弗洛伊德的家人极力为其行为作证、辩护，使得绍尔沃德免遭惩罚。

　　欧内斯特·琼斯，一位威尔士医生，弗洛伊德学说的忠实信徒——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为弗氏一家“总共18位未成年人和6个孩子争取到了进入英国的许可”。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愿意冒着纳粹的恐怖政策帮助弗洛伊德呢？在“精神分析被大部分纳粹官员污蔑为犹太人的伪科学”的情况下，营救成员中有些是深知弗氏学说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专家，有些是曾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问题，在弗洛伊德诊治后大为好转，并成为这一方法传播的患者，有些则是被弗洛伊德的人格所感染的外交官，甚至是监视者。这些人一切的努力，都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为实现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创者“在自由中死去”的心愿，他们用良知与勇气完成了这次没有约定的集体行动。

　　这不是一部简单记述解救名人过程的纪实作品，作者将弗洛伊德及与其交往的绝大多数人（比如荣格、琼斯、波拿巴等人更是着重笔墨）的学术观点、政治观点、个人经历，都做了较详细的交代——哪怕是一面之交的代理医生，作者的严谨态度使该书的可信度大大提高。读者通过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弗洛伊德晚年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也可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关系、德国乃至欧洲的反犹主义有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