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江南 诗性 文化

　　○刘金祥

　　江南，是一片被历史轻柔抚摸过的神奇土地，是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卷，在漫长历史时段内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原乡。然而，在现代化与城镇化浪潮冲击下，江南文化的本质内涵和当代价值日益被扭曲被淡化，于此背景下，由刘士林教授主编的《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通过对江南文化的系统性梳理和创新性研究，以一种更精微缜密的思维方式和更温婉灵动的表达话语，深刻阐释了江南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理论范式，及时回应了学界期待和社会关切。

　　江南文化的独特性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其理论定位和学术范畴长期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以南北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为切入点，以“江南诗性文化”为主要内核，突破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窠臼，提出中国诗性文化区别于西方理性文化，而江南诗性文化又不同于中原实用文化的“双重区分”理论框架，这一新异观点不仅与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文化观高度契合，而且通过聚焦“诗性”这一核心概念，将江南文化置于中国美学传统中进行全息考察，把江南文化主要特质精辟概括为“情感性、审美性与生活性的统一”，有力揭示了江南文化的“纯粹气质”——一种以审美自由为核心的精神传统。这种理论建构绝不是作者的凭空臆测和主观想象，而是深深根植于江南地理空间的别样性与历史演进的复杂性之中，正如书中所言，江南文化的形成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双重赋形”，其“诗性”既源于水网纵横密布的生态基底，也得益于魏晋以降北方士族大规模南迁所带来的文化融合，这种从“自然地理”到“人文精神”的综合逻辑推演，有效避免了文化决定论带来的简单化倾向。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江南文化十二讲》并未将“诗性”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将其扩展提升为一种文化范式，通过个案分析江南文化特有质素，系统阐释了诗性文化在空间、时间与感官维度上的表达与演化，这种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和学术融汇，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江南文化是一种内容繁复多元的区域文化，也是一个内涵丰赡多维的学术话题，对其进行研究一般需要建构体大思精的科学体例。《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在内容编排上呈现出递进式的表述结构和鲜明的逻辑层次。全书以12个问题为统摄总纲，以区域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论为叙事依据，从“江南的地理边界”到“文化现代化转化”，形成层层推进的阐释思路，构建“追问—阐释—升华”的立体框架。针对“江南的地方有多大”这一基础性问题，作者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区划理论或经济圈学说来定义和阐述，而是在细密剖解六朝衣冠南渡、唐宋经济重心南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鲜明提出“文化层累说”并据此阐发江南文化边界的动态扩展性，这种论证方式既符合逻辑学“差异法”原则，又打破了“江南=长江三角洲”的刻板认知，为读者理解江南文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术创新不仅体现在思想观点上，也表现在方式方法上。《江南文化十二讲》一书编写形式新颖独到，该书独创了“主题讲稿+阅读材料”模式，摒弃了传统学术专著的单向度叙事，构建起“核心论点—多维佐证”的立体阐释体系，既保持了专业著作的学术深度，又兼顾了大众读本的可读性。书中每篇讲稿犹如一首严谨规范的学术赋格曲，而辅助文献则似即兴弹奏的变奏乐章，这种“超文本”“跨媒介”的叙述结构，恰似江南园林“移步换景”的精妙布局，让读者在学术文章与文化随笔间游走，在历史文献与现实政策间穿行，深切感受江南文化的成长脉动、生生不息。服从服务于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取向。《江南文化十二讲》的深层意义在于对当代中国的审视与观照，在于对长三角城市群的介入和助推。该书并未沉溺于怀旧式的文化凭吊，并未迷恋于对江南文化轨迹的回望追溯，而是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勾连起来，这种柔性更新路径不失为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一种文化方案。

　　作为一部整饬规范的学术著作，《江南文化十二讲》注重理论与生活、严谨与趣味相结合的文本探索，文字叙述缜密不乏灵动，深沉不乏平易，深邃不乏诗意，在娓娓道来的鲜活文字背后，流露出作者让学术著作走向大众的努力。全书借助排比、隐喻等修辞方式，用优美的文笔、流畅的语言，将学术论证转化为审美体验，真切反映出江南文化精深博大的面相与状貌，书中随处可见赏心悦目、形象生动而又精审到位的文句，以此唤醒读者的感官记忆，特别是该书更以“文化如长河，既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亦需小桥流水的浸润”作喻，将一些抽象理论概念嬗变为意象丰盈的诗化表达，这种语句一方面更具学术精准性，另一方面又充满诗的跳跃与律动，如此语言范式与表述风格，与该书的研究对象形成精妙互文的关系。

　　（作者系知名文史学者、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