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琼

　　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出版业的今天，一部以传统口述方式记录出版人精神图谱的著作《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将新中国出版事业70余载的波澜壮阔凝练成可触可感的行业史诗。这部由江西高校出版社、青岛城市传媒、北京书友之家联袂打造的融合出版物，作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不仅填补了当代出版史研究的史料空白，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重构了出版行业的集体记忆，在抢救与传承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

　　抢救性书写：与时间赛跑的出版记忆

　　翻开这部口述实录，编纂团队中既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魏玉山领衔的学术阵容，也有刘建国、吴宝安等深耕出版实践与管理的行业领军者。这种跨代际、跨领域的编纂结构，确保了史料整理的严谨性与叙事视角的多元性。书中收录的19位口述者，平均年龄85岁，最年长者已百岁高龄。令人唏嘘的是，在历时5年的编纂过程中，刘硕良、邵益文等5位受访前辈相继离世。“每年都有老一辈出版人离世”的紧迫感令人心悸。这种“抢救式发掘”的编纂理念，使该书超越了普通口述史的范畴，升华为一场与时间角力的文化保卫战。

　　策划团队曾记录下刘硕良关于“把最好的东西捧给读者”的最后影像，邵益文在病榻前完成“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编辑学会组建成立”的回忆，这些终章时刻的珍贵影像记录，使该书具有了文化抢救的特殊意义。王为珍推动创建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有效缓解了科技专著出版难的问题，促进了科学理论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有力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乃至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为学术出版筑基”的远见卓识，在当下更显珍贵。

　　汪继祥关于转企改制的口述——他亲历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着手解决三大矛盾：产品结构与盈利能力，人才断层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结构与扩大再生产能力，使科学出版社年利润实现跃升，这种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迸发，恰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在出版领域的具体注脚。

　　全媒态叙事：构建多维度的历史现场

　　该书创新性地采用“图书+视频+数字产品”的融合出版模式，在传统文字记录之外嵌入19个二维码视频资源。这种全媒体呈现方式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对出版史研究方法的融合表达。当读者扫描张惠卿讲述马列著作出版历程的二维码，看到九旬老人颤巍巍的手势与依然清亮的嗓音时，口述历史的感染力瞬间穿透纸面。这种“可听可看可感”的立体叙事，将静态的史料转化为动态的记忆剧场。

　　李景端的口述视频堪称跨文化传播的生动注脚。在他讲述引进《尤利西斯》译本的过程中，镜头扫过萧乾、文洁若夫妇的译稿手迹，那些布满修改痕迹的稿纸与译者讲述“每天工作16小时”的声画交织，将文学翻译出版的艰辛与执着具象化。

　　郑士德详述新华书店“一主三多一少”和“三放一联”改革举措，与当下直播电商、社群营销形成产业演进链条；谢明清关于《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载体形式的细节描述、多媒体光盘《辉煌五十年》的出版始末，从一个侧面回顾和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音像电子出版物的水平。

　　精神性传承：出版匠心的当代映照

　　在商业逻辑主导的出版生态中，该书犹如一剂清醒剂，让我们重新审视出版的本质价值。王久安回忆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时，书市设在“文化宫前院东西松树林”，与当下熙熙攘攘人山人海的图书订货会形成时空对话。海飞讲述童书出版高质量发展时强调的“精心呵护少年儿童，真心厚爱少年儿童，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下一代”，恰与当下某些跟风出版现象形成鲜明对照。李景端执着于“填补外国文学出版空白”的案例更具启示——他顶住压力引进《追忆似水年华》，促成中国读者首次系统接触意识流文学，这种文化担当在版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更显珍贵。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构建起出版行业的价值坐标系。

　　书中反复出现的“红色基因”在具体叙事中获得了血肉丰满的诠释。张惠卿回忆周总理三次接见出版工作者的细节——1971年那个从午夜持续到凌晨的会议，总理关于“马恩列斯著作要放在前面”的叮嘱，不仅还原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出版生态，更揭示了出版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层关联。这种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叙事的写作方式，使该书超越了行业史的范畴，成为观察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

　　方法论启示：口述史研究的范式创新

　　作为“出版人口述系列”的开篇之作，该书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多重启示。对亲历者“职业生涯精彩片段”的截取式记录，开创了“微观史学”的研究路径。如江曾培的口述回忆以“文艺出版的鸿爪屐痕”为题，将宏观出版史分解为无数生动的实践个案。

　　郑士德关于图书发行学建立的回忆，为学科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范式。改革开放前的“三固定”（固定供应范围、固定进货渠道、固定折扣率）发行体制，与后来“一主三多一少”改革方案的对比，不仅勾勒出发行体系的演进脉络，更揭示了政策设计与市场实践的互动关系。

　　书中展现的跨代际对话意识尤为可贵。李元君讲述地方出版社“接力”发展时，特别强调“传承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创造性地转化”。这种历史意识体现在全书架构中：既有袁亮等改革亲历者的宏观叙事，也有唐浩明等文化守望者的微观体悟；既记录刘硕良“把最好的东西捧给读者”的出版理念，也留存陈为江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创新思维。

　　这部口述史最动人的力量，或许还在于它揭示了出版业最本质的辩证法：越是技术革新的时代，越需要坚守人文精神；越是商业喧嚣的环境，越需要聆听历史回声。正如编委会在序言中写道的：“出版人在生产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创造出版文化。”书中记录的出版实践，跨越时空，共同构筑起中国出版业的精神长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奏响文化传承的永恒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