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编辑）

　　中国的百姓历来对官员的要求并不算高，只需清廉不危害一方便可称之为好官，便可视为政绩，至于是否有建树而流芳百世的功劳，倒也并不苛求，因此百姓赞赏无为而治，要让百姓有生活的自由。然而这样的官世代皆少，官员们对自身多怀治世的雄心，却总不免心高手低，依照自己意愿行使权威，尽管也知道自己并非治世之才，但还是要强势而作，强民所难，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所以百姓对好官虽有寄望却多无所求，只盼世道安稳太平，生息繁衍，安享天伦。尽管这样也是很自私的一种愿望，却是整个社会芸芸众生的普遍心理，所谓安分守己，并不侵扰他人。因此清官的故事多在民间流传，官史皆记载政绩，多歌功颂德之词。

　　民间传诵的清官故事很多，近代《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所绘所载，便是120多年前太湖林屋山（西洞庭山）巡检暴方子得罪上司丢官后，因其清廉而至债累满身，一钱不存，几日便断炊，民众得知，自发担柴送米给暴氏，名流秦散之听闻此事迹，绘《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樾题耑，时贤江瀚、吴大徵、吴昌硕等为之题咏，传至民国，又有胡适、俞陛云、俞平伯、游国恩、马衡、朱自清、陈垣、黎锦熙题咏，徐悲鸿再绘《雪篷载米图》咏其事迹。可见大家对官吏清廉自有判断。暴方子后人暴春霆将此卷子于1948年制珂罗版影印100册，原卷则毁于“文革”。而这传世无多的影印卷子为长沙钟叔河两次编订分别付梓，借以传达百姓心声：人间要好官！

　　新版《林屋山民送米图》在版式和卷分与十年前的印本有所不同，编订者钟叔河言明：“这回重新编订，《卷子》改依题记本来的先后次序，更近原貌了，释文也改动了，并且加上了必要的注释。民国时期保存和影印《卷子》的暴春霆君，还有买得民国印本并两次慷慨将其借给重印的赵国忠君，都有文章说明经过，尤为难得。”书前有叔河先生作新序《人间要好官》说：“一百二十年前也好，一百二十年后也好，官民关系都是很重要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我之所以重视《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除了因为它的文化艺术含金量以外，还因为它是一份官民关系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十年前初次印行《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时，叔河先生写有《民意和士气》作前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民众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总是会有意见的，或好或坏，这便是民意。读书人对于当局或当轴者，也总是会有看法的，或好或坏，存则在心，发则为气，这便是士气。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当知叔河先生有为民请命的心愿，借书籍以表达，又曰：“胡适是以现代眼光审视《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写道：‘送米的事，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种人民公意的表示，使暴君很感动。”可看出叔河先生对世事怀有忧愤。

　　此图卷虽有秦散之绘《林屋山民送米图》和徐悲鸿绘《雪篷载米图》，但最为珍贵还在题跋，从俞曲园、俞陛云、俞平伯一门三代题咏，各于时代而抒胸中感慨，只可惜图卷终毁于“文革”，好在影印的百册卷子流落一册为京城藏家赵国忠先生所得，赵国忠文中谈到得此图卷经过，可知此图卷影印本当为俞平伯家藏本，流散出来成为地摊物。这也不奇怪，京城历来多有此等故事，皇室王府自不必说，大户人家或名门权贵家深似海，随便散出一点什物便是宝贝，俞氏散出之物或是文翰之珍，幸而赵先生慧眼识珠，其事写入姑苏王稼句先生笔底，湘城名贤钟叔河先生读到此文，喜暴氏为官清廉有正气，遂辗转托王稼句借得赵氏藏本影印，使《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再传于世。过去中国人讲仁者无敌，现在早已无人尚此美德，以此呼吁“人间要好官”，也是百姓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