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一直以来被认为有抄袭陶菊隐之嫌。辨别抄袭与否实在是考据家的专长。作为普通阅读者，不能不为丁说几句辩白的话，既然是辩白就谈不上完全公允，全赖偏好罢了。

　　北洋是乱世，但从乱世纷争的头绪中理清事件发展的主脉，不能不说是陶的贡献——四分期说梳理得很清楚。但陶在史识和史裁上逊丁一筹，落于革命史的窠臼中。陶将北洋党争视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势力不平衡的反应，也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反应”，进入史实前先扣了个意识形态大帽，殖民利益遂成为北洋分权考辨的一个尾大不掉的附会之说。

　　丁中江在分析北洋新军的起源时颇有社会史家的眼光，如在对比旗营、绿营、勇营和新军的组织分析上，辨析之敏锐，史实之细致，与一般新闻式观察截然分开。丁以笔削手法对北洋做义断，是他赋予这段乱史最富生命力之处。他将袁与三国时期的曹孟德相比，视其为乱世奸雄，行文中不难见其深意。从袁发家起，丁便向我们展现了北洋的精神之源：游侠之“义”。这一精神母题似乎渗透到晚清兴起的军绅阶层的气质之中。在丁的笔下，北洋军阀史的丰富性不仅在于北洋自身作为地方军事势力的分合演变，更在于它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的各思想形态及政治阶层的关联和嵌套，从而展现出国民社会裂解后，体现在军绅政权上的整体社会面貌，这也是北洋之所以展现出乱象的根源所在。在这一多层关系中，丁对于支撑军事政权纷争背后的朋党的意识形态之争予以充分地关注和刻画。

　　《北洋军阀史话》的材料来源大多为电文和刊物，丁作为新闻家的训练使得他在对事件史的描述上尤重视对社会情势的洞察。北京政变一直以来被视为民初悬案，丁对于袁世凯是否参与策动兵变的分析是颇立得住脚的。他注意到，北方局势的动荡才是兵变真正的社会大背景。这一动荡体现在清廷遗老的宗社党和禁军、蒙古外藩以及革命军对北洋军的整体威胁上，在此大背景下，袁是安定力量的代表，国内人心指望所归。再则，袁作为兵变起家的人不可能预估不到乱后局面的不可控性。引用贺良朴的观察更客观地点出南方革命党对于整体社会情境判断的失察，南北之争实为革命党人基于政治浪漫想象而起的意气之争。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读《北洋军阀史话》开篇对乱世枭雄的解读，似乎能找到丁对于北洋精神史的总体概括。序言中丁写道：“旧中国的政治常由一种无稽的神话来衬托，首创这个玩意儿的是刘邦。刘邦出身微贱，可是他有大志，因此他便别出心裁，说他是赤帝之子……袁世凯也离不开神话，因此传说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袁保中就梦见了一只大蛤蟆爬到他的身上。”或许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点启发：北洋的发家史是晚晴社会结构变局后的一部贱民的神话史，贱民——游民、商民、匪兵、学生——或者说普罗大众已经成为时势下的政治主体。地方社会本身成为牵引中央政治走向的绝对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贱民成为历史变迁的第一推动力。丁看到了这一历史逻辑的演变，同时，他也看到了贱民塑造自我神话的力量，这一神性在无数多的中国人个体身上裂解且分有着：“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北洋派的老祖宗，他的得意门生和化身，却是无数个袁世凯活在世上。”从这一点来说，神性之争或许可作为丁对北洋史下的春秋义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