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书评人）

　　女孩站在红线勾勒的玫瑰花中抬头仰望，天空被一只倒垂的鲜红蝴蝶覆盖，宽大的翅膀占据了白色封面的三分之一；把腰封展开，一只红色的大翅蝴蝶似乎正要向心中最隐秘的地方迎面飞来。这样的装帧设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心理学电影《沉默的羔羊》那张令人过目难忘的海报。事实上，《美丽心灵》正是一部尝试用文学方式引领孩子们进入心理学这一奇异世界的书。小说采用多线交叉的结构，以车祸致残的少女欣兰运用自身丰富的心理学知识帮助少年们走出一系列心理困境为主线，为我们呈现了真实存在于少年儿童身上的许多“禁忌”问题，而将心理咨询与小说结合起来的创作方式在面对这些儿童文学创作“雷区”时也许先天地具备了突围的优势。

　　紧张的故事、心理治疗策略的展示令人目不暇接，而蕴藏在文本背后的实则是社会伦理的激烈碰撞。小说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欣兰父女对酷爱男扮女装并有同性恋倾向的学生柳志颖的矫治。传统上医学将这类对自己的生理性别不能认同、试图易性的人诊断为易性症患者，属于心理障碍的一种。然而随着对性少数人群研究的发展，人们不但认识到二元性别观存在局限性，更对易性、异装、跨性别等现象有了更加细致的区分。以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从源头上质疑生理性别定义的权威性，认为违背性少数群体意愿，强制其按照主流性别观“改造”自身、尤其是对其造成身心痛苦的行为，是父权社会等级化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主流话语对性少数群体的权力压制。

　　《美丽心灵》里柳志颖的故事是颇值得回味的——在对待其易性的问题上，文本的内容和话语层面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接受过“厌恶疗法”后，第五章中柳志颖的情况看似好转，“伪娘”似乎一去不复返了，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欣兰却发现柳志颖对杨毅依然抱有恋慕之情，其眼神中仍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妩媚。欣兰知道，这次心理治疗并不那么顺利。而欣兰对父权思维的质疑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比如面对杨毅“男孩就不该和女孩一样唱唱跳跳”的说法，反问杨毅自己登台表演京剧又作何解释；再比如向父亲咨询时笑说父亲保守，“很多艺人都是男扮女装出名的”，而此时向来以儒雅、理性形象出现的父亲忽然出现了整部小说中惟一一次疾言打断女儿言说的行为——“别打岔！”，紧接着便传授“厌恶疗法”——用皮筋扣住手腕，一旦产生易性欲望就拉动皮筋通过疼痛与想象此事带来的社会压力而控制欲望。从解构主义语言学视角看，“压抑言说”在小说创作中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最后《尾声》中作者安排柳志颖考取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并运用欣兰的叙述视角写道：“也许他能在电影里演活一个新版的虞姬”，与此同时，欣兰刚刚完成了对父亲的心理疏导，促成了父亲与董老师的婚姻。也许可以说，《美丽心灵》从父亲对女儿的知识传授到最后的女承父业，完成的是一次新旧力量的更替，新力量在壮大之前本身就需要一个从既有知识中汲取可用能量的过程，这也是知己知彼的过程。令人欣慰的是在《美丽心灵》的深层话语中包含了一种隐匿的开放与多元，它愿意面对更多的可能性，通过叙事的设计最终对权威进行了解构。

　　实际上，《美丽心灵》核心是“爱”。心理治疗只是帮助内心不够强大或者陷入突然脆弱的人走出心理困境好好生活的一种方式。从主线发展来看，小说的引子是女生林玫穿过昏暗幽长的过道走到家门口的场景，门上的白蛾噩兆般引起她异常不安，而本就陷于危机的家当天气氛压抑异常，林玫鬼使神差地把自己的网名从“舞蝶”改成了“蛾子”，这一段充满象征与符号意味的描写可说是人物发现内心创伤的隐喻。在欣兰的包容下，林玫父女终于走出了心理桎梏，林玫将网名改回为“舞蝶”（荣格心理学认为蝴蝶代表着“变形”），而欣兰也完成了真正艰难的蜕变，感到“心中的羔羊已经安静”——这是作者在向经典致敬。然而正如《沉默的羔羊》中汉尼拔所说：“羔羊目前是不会再尖叫了。但是，克拉丽丝，你是以那地牢的种种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可衡量自己不能太苛刻了。”真正的心理治疗，除了安抚那伤痕累累的“羔羊”，还需要放飞“蝴蝶”：对个体来说，是建立强大的内心去发展自我；对社会而言，则是永不停止省思当下文明，以科学、平等的理念去容纳多元化的声音。从这个角度而言，《美丽心灵》还是将那颗名叫“希望”的种子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