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思想、社会的层面分析清末民初的权势转移，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彰显近世中国思想的激进变革。

　　近代史学者罗志田先生的新著《道出于二》，是一本主题论文集，论文大体发表于1995年~2013年之间，主要探讨近世中国思想的演变，内容既有框架性分析的篇幅，又有具体个案解读的章节。在某种程度上，该书是其前著《权势转移》的一种延续，如作者所说，其中谈“戊戌”和“五四”的四篇文章，是出自《权势转移》，而全书的导言也是由旧作《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改写。

　　在导言中，作者从思想、社会的层面分析清末民初的权势转移，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彰显近世中国思想的激进变革；从士到知识人，知识人边缘化到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揭示过渡时代知识精英的演化。导言之后的首篇，主要谈及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流变，从边缘走向中央的湘学，复又走向迷思。第二篇以湖南王先谦、叶德辉为例，剖清末民初的士绅之思——在新旧间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接下来的几篇以陈独秀为个案，由陈的人生和心路，论及五四一代领军人物的新旧交替、分化转变的复杂面向。以上是这本论文集的基本结构，笔者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这本著作。

　　先从题目说起。该书的主题目是“道出于二”，“道”是中国乃至东方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在此大约指“思想”，副题目是“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梁启超在190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过渡时代论》，梁在文中对”过渡时代”下了两个定义，从广义的层面来说，人世无时无刻不处在过渡时代，因为人类永远在进化；从狭义的层面来说，过渡时代即指鼎革之际。罗著取其后一层意思，大概指近世中国（1894—1919）。由此而知，该书要探讨的是晚清鼎革之际思想的演变。其思想之流变，便不仅仅表现在观念史的演变，权势之转移，也不仅仅体现在从士到知识人的转移，这必然会涉及到内政与外交，经济领域与人口结构。士或知识人之间的新旧之争，中西之辨，左右之分，仅仅是时代思想的一个面向，就思想史而言，也该涉及政治思想史，从甲午之后康有为今文改制的新旧之争，到庚子之后的革命与立宪之争，再到1911年后南北之争，1912年后国共之争等等。较为遗憾的是，作者就知识人的心态展开分析，尽管很精彩，但疏于对当时社会结构的处理，也只能说是局部的深入。

　　再谈“新旧”之主题。罗志田先生举孙宝瑄之言说：“号之曰新，斯有旧矣。新实非新，旧亦非旧。”接着指出，无论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社会和思想的意义上言，新旧都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是立场超过主张、态度先于“是非”，也就是社会意义的新旧往往大于思想意义的新旧。比如，康梁二人在清末是新，在民初就是旧了。参与戊戌变法的康梁，在保守派看来，是应该被拉到菜市场砍头的，而庚子之后，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在革命党看来，这无疑是阻挡共和的绊脚石。胡适在五四时是新，在五四之后便成旧了。尽管胡适在经济层面倾向于社会主义，但他主张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的行为，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来，未免太慢了。概而言之，当时之判断标准，基本用“新旧”替代了“好坏”，凡是新的，就是好的，以至于“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章太炎在1918年注意到：“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罗志田先生在此处有精当的分析，惜乎对个体思想的“新中有旧”辨析不多。如康有为，用孔子反孔子；如胡适，其实践主义的主张诚然与杜威的思想关联莫浅，但也与戴震的古文经学思想渊源有关；如孙中山，其三民主义是在考察西方政制的利弊得失之后，再结合传统的大同思想而创制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新”是“旧”的另一个面向。

　　《道出于二》一书中，也包含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在该书中，有三篇文章与陈独秀有关。《他永远是他自己》这一篇主要探讨陈独秀的人生与心路。或许，罗志田先生想通过个体思想的转变，来折射整个时代的思想流变。陈独秀称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与陈独秀被过继给他的叔父有关，从小缺乏父爱对陈独秀一生充满弑父情节的激进行为有无影响？在北京大学时被蔡元培解除教职，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从自由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有无关联？陈独秀几次思想转变的关键成因，文中都未能展开分析，而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如朱宗震先生指出的，“边缘知识分子”是不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类概念？很难将在校就读、未走向社会甚至是未成年人都界定为“边缘知识分子”。至少，也不能将海外归来的留学生称为边缘知识分子，他们恰恰是时代的主流。或许，这仅仅是一本论文合集，不能用审视《乱世潜流》的标准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