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她的作品在中国面临怪异遭遇：比如《切尔诺贝利的哀鸣》（VoicesfromCher nobyl）被换成新名《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后又换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其实原名应该是《战争的非女性面孔》（War’s UnwomanlyFace）；《我还是想你，妈妈：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的原名是《最后的见证者》（LastWitnesses）。（11月9日《西安晚报》）

　　语不惊人死不休。乍看上去这种书名确实达到了“惊人”目的，但给人的不是惊叹更多的是惊讶。改造后的书名隐约中有种“知音体”的煽情味道；然而，以煽情著称的“知音体”故事，至今尚未发现有作品超越任何一部名著的迹象，尽管这类作品噱头十足，更能吸人眼球。

　　就事论事地看，《切尔诺贝利的哀鸣》中的“哀鸣”二字显然更能传达一种穿透历史时空的情感意境。《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书名一种被扭曲的人性形象扑面而来更能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最后的见证者》书名虽然通俗，但也传递出作品力图表达平凡中不平凡的深邃思想。相比之下，被改造后的书名虽然表面看可能在第一感觉上更具冲击力，但这种冲击是抛弃原有书名的厚重历史底蕴，是简单迎合通俗口味的“低智”化改造。商业对文学作品的过度侵入，表面上可能促进销售，实际上会破坏文学的完整性。

　　确实，任何翻译都不是对原文机械地照本宣科，均离不开对原著的必要提炼和再加工。但这种提炼和加工理当尽可能与原文深邃思想保持一致，这也是那些著名译作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有一点我们无法忽视，那就是在译作出版物泛滥的今天，我们依然特别怀念当年那些致力于译作的著名翻译家。这种怀念不仅仅因为历史时期译作的珍稀，更因为一批翻译者的严谨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著名翻译家傅雷译遍巴尔扎克的著作。好友楼适夷特别指出，“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而刚刚过世的翻译家草婴曾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其数十年间在无工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工作。草婴“每翻译一本书，他都会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清楚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然后才开始动笔。在译《战争与和平》时，他还给书中的559个人物各做了一张卡片，注明每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及与其他人的关系等。同时他还会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各方面的书籍，反复推敲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直到满意为止”。还有，草婴每天仅译千余字。这样的“蜗牛速度”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对字句予以精推细敲，尽可能保证译作的原汁原味，当然也包括书名的严谨。可以说，无论是傅雷还是草婴，其声名成就既得益于渊博学识，更因为他们个人对文学崇拜油然而生的严谨学术作风。

　　文学规律告诉我们，越是那些抛却表面浮华直抵思想深处内核的作品，越可能穿越历史的旷古时空。换言之，商业当有原则，对文学理当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如果不能坚守，轻易拜倒于庸俗，让文学书香充斥商业的铜臭，最终只会伤害读者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