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生涯是从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区店开始的。1980年12月1日，我从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毕业，到静安区店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以下简称“南西”）开始向往的职业生涯。

　　那时是三级订货（门市柜组—区店业务—业务经理），我所在的文艺柜在组长的指导下，先由我在新书征订单上填写订数，然后组长核正后递交。后来社会上有种说法称这是“隔山卖牛”“小辫子决定命运”，其中包含较多的是否定、贬意之说，当时因为品种少、重印难、读者多，所有进货都不能退货，库存调剂乃至降价处理都是书店日常需要面对的。

　　那时的南西是区店所在地、区店第一大门市部，在上海新华书店下辖的综合性门市部中，一般可列入“三甲”。当时，门市部一共有社科柜、文教柜、文艺柜、科技柜四个柜组，因为在马路对面开设有少年儿童书店，因此，南西不再设立少儿柜、美术柜。一般情况下，社科柜团体购书多、复本购买数量大，文教柜属于细水长流、一直很忙的状态，科技柜处于正常单本书销售平稳、偶有团购配书的状态。相比较于其他柜组，文艺柜是一个常有读者围堵、排队的部门。

　　1978年“五一”劳动节开始，全国新华书店陆续发行35种中外文学名著（当时印刷这些书的用纸，是动用准备印刷毛泽东全集的专用纸），被视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新时期的标志。十年文化饥渴、书荒，随着35种中外文学名著的发行而被解冻。

　　当初，上海新华书店将北京、上海出版的品种分配数中的42%分配给南京东路、淮海路和南西三个主要供应点，50%按照一般比例分配给其他各区（县）店，另外8%机动或留存内部书店供应，还规定“门市零售为主，计划发行为辅”的原则，所有品种的70%投放门市零售，30%计划供应。于是，通宵排队、挤破玻璃柜台是经常发生的事，在南西配置的民警、民兵等经常在30人以上。

　　据统计，5月1日当天，《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宋词选》《子夜》和《艰难时世》在全市都销出了1万册以上，而且还供不应求。于是，还顺势出现了基本固定的“交换市场”——南西旁边的吴江路上，整天有人在换书，也开始出现高价出售赚取差价的现象。

　　从那时开始，新华书店再次成为社会的热点，媒体的关注点，读书人的兴奋点。这种态势，一直延续了多年，直至出版社增多、出版品种增多、重版率增加等多重因素减压下，才逐步使图书市场从稀缺变成平稳常态……

　　近日整理旧物，翻拣出1981年上半年我在南西工作时留存着一份“书单”，有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他，散文、诗集，文艺理论，音乐、美术，歌本等类别，包括出版社、书名、定价、进货日期、进货数量和销售实绩（不知为何，缺少外国文学这一部分书单）。这份书单，不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对于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作者、出版人乃至广大读者，这是一份记忆，一份留存着时代温度的清单。

　　这份书单，从1月10日进货《围城》到6月30日《扎西梅朵》，半年内有71种图书上架供应（这份书单没有记录1980年乃至更早时期的进货而且仍在销售的品种）。其中，《围城》一天多就售完了70册，也是这份书单中唯一迄今仍在畅销的品种。王蒙的《青春万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乃至现在仍被提及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人啊人》等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特殊身份的警官》在1个多月中售出1300册，一些之前已经热销的如巴金的《秋》《第二次握手》《慈禧前传》则开始通过区店之间、市店之间进行此存彼缺的系统内调剂。当时的所有品种，都是订货包销，订货靠眼光，销售靠读者，订货无眼光，只能打包存入南西地下室列入特价书销售。那时，描写历史题材小说、战争小说还比较风光，前者如《金瓯缺》《庚子风云》《永宁碑》《戊戌喋血记》等，后者如《逐鹿中原》《雾城斗》《栾城火焰》《古城青史》，等等。当年，这些书我几乎都读过，有些书看见书名，还能想出封面、作者……

　　书单中，人民文学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文艺（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品种有40种，占总数的56%，其他地方出版社有17家，那时，除了湖北、天津、辽宁，分别有长江文艺、百花文艺、春风文艺出版社，其他地方的文艺书还都是由当地人民社出版的。

　　这个书单中，《红楼梦》已经卖不动了，4个多月才卖出487册，还存着1013册，虽然肯定是常销书，但长期堆放着也会令人担心的。《三侠五义》第一次进货，10天卖出3800册，4个月后再进3000册，则有点疲倦了，1个半月只卖出840册。同时，被部分调出的还有《元本琵琶记校注》《儿女英雄传》《全像古今小说》《宋元明话本小说选》《元明清短篇小说选》等。

　　这时，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刚刚上市，5天卖出5册，进货也只有5册，是同类书中进货最少的一种。这本书的影响一直在延续，现在看来进货少了，显得缺乏眼光，但当初读者的认知度也不高。

　　这份书单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有20种，人民文学出版社有9种，中华书局仅占2种，似乎可见当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先之风和编辑队伍的强势了，不仅有重排本、影印本，还有像《柳如是别传》《艺风堂友朋书札》等经过编辑加工而且有些市场风险的作品同时问世。

　　这份书单中，既有茅盾、艾青、邓拓、秦牧等名家的作品，也有浙江的西湖、郁达夫、浙江风物等区域题材。这类书似乎从那时开始，就是小众读物。《唐诗一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等一直是市场的“宠儿”，也一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敲门砖”。浙江、湖南、山西人民出版社等都是这份书单的主要供货者之一。

　　这份书单，有点文艺振兴的痕迹。既有《拉奥孔》《海明威研究》《别林斯基选集》《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论文集》《美学拾穗集》《北京书简》《三十年代作家作品论集》等无论厚薄都留下影响的作品，也有一些普及性读物，如《古典诗歌知识》《文学鉴赏知识》《中外文学名著简介》《文学名著欣赏》《中外文艺家创作轶事》等。中国社科出版社一本《外国理论家论形象思维》定价2元，20册在1天多时间内售完，这在今天有可能吗？

　　这份书单，呈现的内容实在丰富。现在的同类书如果与当时相比，除了纸张考究、厚度增加、开本放大、定价高昂之外，还有多少题材是崭新的？回望距今35年的作者和编辑们的成绩，后辈们只有“炒冷饭”的份了。

　　这类书单，现在已经开不出了。随着录音、录像制品乃至数字媒体的繁荣，歌本这一出版载体似乎处在消失的阶段。

　　那时，一本《流行歌曲十五首》可卖出3.34万册，一本《台湾校园歌曲》在4天内售出1万册，真是奇迹。记忆之中，自从“文革”后期，《战地新歌》出版后引起排队争购以来，流行歌曲、校园民歌等在一段时期内始终是人们开怀大唱的保留节目。在这份仅有24种书目的清单中，银幕（电影）歌曲有10种，可见电影业的繁荣和电影歌曲的传播频率。

　　这些杂志，现在存在的不多了。我从那时开始一直在读的只有《随笔》。当初，文学、艺术类杂志几乎都是由出版社出版，先在新华书店出售，之后才进入邮发。新华书店对于杂志的进货，始终比较谨慎，毕竟周期性明显，新刊一出，之前的就变成过刊了。

　　那时的书店到货时间有先后，进货数量有多少，所以买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批读书人会天天到书店巡视，尤其是在下班时间，不少人聚集在店堂内交流读书、买书的经历，其中，固然有教授、学者、作家、编辑等，更多的是以自学为主的中青年，不少人还常常奔波于上海南京东路、淮海路等新华书店。我会有限地参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当然还得记得自己的身份是营业员，要以营业服务为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与其中的大多数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彼此相见都会有一种熟悉感，更与其中的不少人成为30多年的师友。

　　翻检历史，可以避免“无知者无畏”，可以增加一些敬畏，可以善待前辈。

　　每年的上海书展，望着不断涌出的新书和各路作者，我仍在买书。一本书一个故事，也许，顺着我的这个敝帚，可以使更多当时的人们，得以常常被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