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镇电影院》以少年的视角，围绕着电影院展开各种异样人物故事的叙述。作者朱山坡并不倾心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也不着力故事的完整性，只呈现人物特定时段的不无片面与琐碎的生活，由于传奇与荒诞，呈现出一种更具“民间文化”意义与世俗趣味的景观。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如此定义“荒诞”一词：从人们在日益混乱的世界里寻求目的和秩序的决心中产生的惶恐不安。后来，加缪发现这种带有喜剧化色彩、具有抚慰取乐的超脱性风格容易让人们误解成为德国纳粹的残暴张目，于是转向了自由人文主义：“荒诞运动、反叛运动等等的最终目的是同情……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爱”。加缪的转变遭到荒诞派戏剧作家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反对，他们更坚信人生活在一个一片混乱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沟通是不可能的，幻想比现实更可取。个人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因此，他们抛弃了线性情节及合乎逻辑的性格发展和理性的语言。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荒诞”概念具有不可名状、难以用逻辑推理的特点；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就势必带来焦虑、孤独、隔膜的心理体验。

　　小说中的“蛋镇”，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个南方小镇。作者形容它“封闭、脆弱、孤独、压抑、焦虑乃至绝望、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纯净、肥沃、丰盈、饱满，孕育着希望，蕴藏着生机，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作者以反讽的修辞方法讲述“蛋镇”的人们的生存与命运，并不是在嘲笑和挖苦他们，而是如加缪的转变那般寄寓了同情与爱。“蛋镇”的人们对自身生命与理想几乎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更在乎那些异己的人的生活与命运，似乎只有他人的生活才是生活。作者不肯让“蛋镇”迟滞于“封闭、脆弱、孤独、压抑、焦虑乃至绝望、死亡”之中，所以赋予那些与愚钝的看客们迥然相异的年轻人以生命的希望。然而，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在付出了生命代价后，成为了虚无的精神性存在，像影子般缥缈于“蛋镇”人们的脑海里。一切都存在于不确定中。只有不确定，才可能生发出希望，让理想主义有一个安妥之处。

　　“蛋镇”的电影院犹如戏剧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亦像老舍笔下的茶馆一般。看电影是它的工具性功能，更为重要的意义则是那里寄托着小镇人们的精神与理想，甚至是美好的未来与希望；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赋予了电影院更为丰富的意蕴与趣味。人物在这里登场，故事在这里展开，“蛋镇”几乎就是一个背景，这里才是生活本身。于是乎，隐喻或象征就成为无法绕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