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自2016年首个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公布至今，全民阅读活动已经实现了全国覆盖，近400所城市设置了读书节、读书月。调查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1.3%，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0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29本，相较往年有小幅进步。但是，我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阅读推广活动的成效值得业界反思，尤其需要出版社进一步发力，将阅读推广做细、做活。

　　建立公益服务的长效出版机制。国内出版社鲜有“阅读推广部”的配置，而各类阅读推广普遍在“4·23世界阅读日”掀起小高潮，之后却难有节奏。活动主题多为“出版社自荐书单”，盈利性大于公益性。其原因在于公益推广是需要大量投入却难以看到产出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要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如果缺乏“读书大国”的强力支撑，一切都无从谈起。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偏远山区，甚至还有全班合用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的现状，其课外阅读几乎为零。这是出版的希望，更是出版的责任。

　　阅读推广不止是举办几次活动，不能仅停留在分派层面，而是需要出版社积极投入、深度参与的文化事业。因为养成阅读的内在驱动力，引领良好的阅读风尚，不仅符合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战略，也是培养潜在读者、提升出版社品牌形象的必经之路。

　　着力提升图书的内外品质。“优秀的作品”需要内外兼修。内容本身有瑕疵、编排老套、设计单一、缺乏可读性，都会给阅读推广带来障碍。比如，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文学经典《爱的教育》被纳入中小学推荐书目后，一度成为很多出版社热捧的“香饽饽”。可是同为夏丏尊译本，一些版本一味无视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不考虑受众的语言习惯，读起来艰涩无味、错误连篇，过于失真，多半会让人“望洋兴叹”。

　　出版需要品类齐全，更需要精品战略。要让读者感受到阅读的价值，必须有靠谱的内容、文明的表达、人性化的设计。内容方面，既不能抱着“文责自负”的心理，一味交由作译者全权做主，也不能在缺乏调查和论证的情况下任意发挥；表达方面，则需要出版社加强对书稿质量的检查监督，加强对编校人员业务素质的培养；设计方面，不但要“突出主题”“赏心悦目”，更要兼具“实用性”。翻开国内的童书，尽管近几年在用纸、印刷、装订方面有了较大改观，但“切圆角”却仍然因为成本高而被大部分出版社“拒之门外”。可见，在打造精品方面，国内出版社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国内的图书制作流程一般是组稿——审稿——制作——出版，也就是作译者和出版社两方参与。但是站在阅读推广的角度，在出版前适当加入“试读”环节，请相关读者实际体验书稿的价值和形式，必能大大改善图书质量。国外很多著名漫画作品就采用所谓“集众人之智”的办法，所以一经出版就“吸粉”无数，轻松“出圈”。可以说，图书品质和阅读推广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

　　发挥多媒体优势，缓解阅读障碍。阅读推广的宗旨是“让更多的人多读书、读好书”，但我们还要看到“阅读障碍症”这一特殊情况，其特点是阅读速度慢、阅读理解力低下、阅读幸福指数低。这类人群会不自觉地对图书产生抵触，常规的阅读推广活动是难以奏效的。

　　研究表明，“阅读障碍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后天形成的，或者因为背负着阅读任务，或者因为所选书目超出自身理解力。有声书的出现为阅读障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用耳朵阅读，不仅能够全面获取纸书内容，还可以根据“讲书人”的声线起伏去识解编者的思路。听书之后再鼓励读者自己阅读，帮助他们逐步摆脱阅读障碍。

　　比如四大名著，对于小学生而言，先听再读的效果尤为显著。不少小朋友都是通过“凯叔讲故事”爱上《西游记》的。如一些外语读物，非母语学习者阅读时会遇到各种麻烦，如果同步加入带读、导读、角色对白等声效，打造相应的语境，相信会带来不一般的阅读体验。

　　服务易被忽视的低幼群体。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娃娃抓起。与世界发达国家儿童相比，我国儿童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量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据调查，我国儿童到8岁才开始进入自主大量阅读阶段（国外为4岁）。让儿童爱上阅读，仅仅靠推出数量可观的童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推广活动。

　　出版社和父母们应该让小读者们亲身体验五颜六色的童书世界，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在这方面，日本几大知名出版社的“公益推广”值得借鉴。以日本讲谈社为例，该社的“阅读推广部”每年都会跑遍日本各地的幼儿园，以“移动图书馆”的形式为幼儿们送去不同主题的童书和科普读物；同时还会挑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小书，为孩子们讲解。活动过程中，讲谈社的工作人员会认真记录幼儿园师生挑书、翻书、读书、听书的各种瞬间，为今后的编辑策划提供有力参考。

　　阅读推广，出版先行。出版社不仅是文化内容的重要策划传播者，更应该成为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