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 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  王晋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43.00元

　　威廉·H·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当世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因其在欧洲科学与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有《世界史》、《西方的兴起》、《瘟疫与人》、《权力竞逐》等多部名著。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物质与精神成就之庞杂早已超乎人们的想象。尤其是在历史研究日益专业化和碎片化的“专精”趋势下，要想写一部“全球史”，其困难程度和压力可想而知。但或许也正是为了对那种以琐碎细节关注为导向的历史研究进行纠偏，以整体大结构为关怀的宏观史著也在不断出现，尽管其数量少之又少，质量也良莠不齐。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大学的课堂上，斯塔夫利亚诺斯、贡德·弗兰克、本特利等人的著作日益受到重视。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作者麦克尼尔也是全球史研究中一位国际知名的重量级学者。他不仅在全球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而且还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角度对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提出了独到见解。换句话说，麦克尼尔在史与论两个方面均有建树。《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的译者就认为，“麦克尼尔的史学成就更多的是体现在创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意识为主要取向的宏观、整体而通透的史学解释模式的努力之中。”《人类之网》这本书从人类群体和文明之间日益加深的“交往”角度重写了世界历史，作者更加重视“世界的体系性”，将世界历史的发展置于不同网络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作者主要阐述了如下几种网络的历史：远古时期的第一个世界性网络、农业文明出现后新型的较为紧密的网络、各种都市网络、旧大陆网络体系、唯一的世界性网络，作者一直写到当下的电子化世界。在此书中，作者系统性地透视和强调了人类交往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和影响。

　　过去我们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受到国内外很多因素的影响，专门化和碎片化的倾向日益凸出。从单纯的学术发展角度来说，这种倾向当然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专精，有利于挖掘历史的更多细节。但从历史研究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普罗大众的知识和精神生活的贡献角度来说，这种日趋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实难做出“有用”和有益的贡献，还往往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即令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本身，也只是成为日趋窄化的某个狭小领域好古敏求的“专家”，于此之外就知之甚少，甚至毫无兴趣。学者的这样一种知识结构既扭曲了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更不利于传授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知识，真是贻害不浅。

　　每一个发展至今的文明社会都其绵延久远的史学传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连续历史记载的文明国度，对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更是有着自身的丰厚遗产的。但是，从现代历史学研究来说，我们的历史研究也开始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近代史学研究范式的强大影响，尤其是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兰克史学对中国的现代历史学家影响巨大。比如，深受兰克影响的傅斯年就曾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种主张明白地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当代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此已提出过系统的批评（见何兹全为傅斯年之《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所作之“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现在的历史教学工作者们普遍意识到，在重视资料的专精化之外，需要鼓励一种具有宏观、整体视野的历史学。全球史研究不仅仅是史学研究对象的“位移”，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范式和方法。我国学者刘新城就总结了“全球史”的五种基本立场：1.必须摒弃以往世界史研究中那种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思维模式，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相互具有依存关系的若干社会所形成的网络；2.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只能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之中；3.在上述三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4.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适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5.在考察一个由若干社会参与其中的历史事件的原因时，要充分考虑其发生的偶然性和条件性。这五个观点在麦克尼尔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中都有充分体现。

　　麦克尼尔的对整体、宏观和全球性视野的强调，并非对过去那种专精化历史学的全盘否定，而毋宁是一种反弹、纠偏、综合、补充与超越。全球史是“新新史学”，它把研究的对象从民族国家、小社会和小事件转移到对全球性的文明交往、联系和网络的关注上来；全球史是研究范式的转变和方法论的自觉，它对过去史学研究中固步自封的弊端进行纠偏，强调即使是对细节的关注，也不能忽视“点”与“面”、“内”与“外”之间的横向联系；全球史是有大关怀的学问，它通过呈现古往今来不同人类群体相互之间不断地交流、碰撞与塑造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宏观视野、全球意识和人文关怀。

　　在当下中国，尤其是考虑到国家各个方面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与世界接触的日益增多，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需求大大提高了，对中国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历史和现实地位的理解需求更是大大提高了。这必然就向做学问的尤其是那些研究所谓世界历史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我们到底应该向普罗大众贡献什么样的史学作品？实际上，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不惟中国历史学者所独有，它乃是全世界所有同行都在面临的问题。不过，相比较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对全球史还只是表现出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基本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要摆脱传统的“世界史”编史方式的窠臼，中国学者还有较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