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种人文社科理论是否具有活力和原创力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能否对理论问题或者社会现象做出自己合理的解释。

　　“会通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将出版）——该丛书名被同事们“围观”和“调戏”了一番，有的说是像是快递公司的名字，有的说是像某商号的名字。其实作为一套以中外文化比较、交流为主题的图书，这个名字并无不妥。

　　例如“会通丛书”之一《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的作者周宁，长期从事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尤其是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在非西方国家的状况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该书则是一部浓缩了作者研究精华的作品。作者考察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及非西方的状况，并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之话语霸权感到担忧，因为作者发现连“非西方”也在不自觉或者自愿地使用西方的中国形象之“套话”言说、“想象”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否创造性地思想是打破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话语霸权、重塑中国形象的关键。

　　“会通丛书”之二、知名学者与翻译理论家谢天振的《隐身与现身》，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通过其作品的成功外译，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这也是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的转折点，指出翻译决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是一个跨文化交际活动和行为，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达成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有效交际。

　　“会通丛书”之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隽的《变创与渐常》则借助《易经》里的丰富资源，探究引起一个人或者文化形态发生异质变化的原因。认为地理空间上的迁移和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是导致个体和群体思想文化产生变革的重要原因。

　　作为责任编辑，读完三本书稿后，一开始觉得有些莫明其妙，因为这些作品无法纳入任何一个本人所知的已有理论体系中，但是进一步琢磨后，发现作品中的观点又可以对诸多问题作出解释。例如《变创与渐常》可以对当下的深化改革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也对“中国形象”这一国人持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隐身与现身》讨论了翻译的文化内涵，似乎又是对开放政策的理论注释。

　　衡量一种人文社科理论是否具有活力和原创力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能否对理论问题或者社会现象做出自己合理的解释。三种图书虽然都篇幅不大，却都在理论上颇有创新性，并能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解释。三种图书各自围绕自己的主题展开，却“形散而神不散”，都与当下改革开放的现实关系密切，然而又超出现实，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

　　三种图书的作者，均成名已久，他们在进行研究和创作时，恐怕不会想到这一层。然而作为编辑，在出版时则可能需要挖掘一套丛书中不同作者的不同作品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意义，并将其通过媒体传达给经销商和读者。这种作者“无心插柳”，编辑“有意成荫”的现象，让编辑工作变得更丰富。（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