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是令业内同仁头疼不已的老问题，几年间，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运用、盗版手法的升级，又衍生出不少新现象和新挑战。甚至盗版图书的销售，业已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危害日益严重。因而，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才会特别规定“销售平台将承担连带责任”，本报的《〈新消法〉出台出版社打击网络盗版迎曙光？》（链接：第2031、2032期合刊第3版）已专门对这一条款进行过解读。此次，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将目光聚焦于业态变迁的大环境之上，并与多位有关负责人，就出版企业防盗、打盗的新举措，交换了看法和意见，希望给予业内同仁带来更多的启发。

　　打不如防：压缩盗版利润空间

　　一家少儿类出版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该社“印量超过2万～3万的图书都会被盗版”，不法商贩的嚣张之势由此可见一斑。尽管盗版现象猖獗，但相应的维权行为却显得并不积极，江西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室编辑窦明月苦笑，“我们从不打击盗版，因为成本太高”，这样的无奈心声颇具代表性。尽管如此，但“作为权利人，如果连自己的权利都不去维护，还有谁来替你维权”？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宋强的发问可谓一语中的。

　　正因有所坚持，还是有不少同仁围绕打击盗版、防止盗版两个层面使出浑身解数。2013年11月，人民交通出版社联手交通运输部公安局展开了一系列打盗行动，其中《安全驾驶从这里开始》的正版使用情况得到有效保障。据了解，该社在部分省份建有属地律师监控盗版网络，并主动跟进，对重点地区开展检查与暗访工作，与各省“扫黄打非”办公室部署打击盗版专项行动，如此种种都应给人以启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则制定了明确的奖励办法，并建立专门用于打击盗版行为的奖励基金。对于协助打击盗版，及时提供印制、销售盗版图书重要线索及证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该社就曾对一些案件的举报人颁发过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奖励，其中有一笔举报奖励更是高达36万元。

　　“打不如防”的理念同样值得提倡。针对印厂方面，不少出版单位采取分厂印刷的方式——封面、扉页、正文以及装订各个工序分开在不同的印厂完成，相互形成制约。为了避免出现盗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印刷《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时，特别加强了胶片管理。其与印厂签订协议，如若后者在新书上市之前泄露机密，将要有责任赔偿300万欧元。因此，印厂禁止工人携带录音机、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进入工厂，杜绝苗头。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策划编辑陆建华建议，“在制作环节和定价环节中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盗版出现的可能性”。他举例，《元照英美法词典（缩印版）》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控制成本，使盗版没有利润空间，维护了正版市场。“具体来说，《元照英美法词典》旧版本未经缩印，有3000多页，定价380元，而在法学院校广为流传的盗版不足百元。2013年年底出版的缩印版在开本、排版进行大幅改革，现在只有1000多页，定价168元，电商折扣后的价格121.8元，与盗版的价格不相上下，以前贩售盗版词典的书商现在基本上都只进《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缩印版”。相似的，不乏有出版社在装帧设计上做足功课，商务印书馆的辞书，就经常采用镭射防伪标识、水印防伪、防伪油墨等叠加的综合防伪手段，虽然不能完全防盗，但可以增加盗版的难度与成本。此外，在内文铺底纹、挂网、采用多彩版面均是防盗的有效措施。

　　提升“附加值”的做法，则成为了另一种常用的防盗手段。据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蒋京介绍，该社的本科临床医学、高职高专护理等品教材，其配套光盘的内容均已放在网上，读者需刮开正版图书的激活卡，方可激活网上内容。此前，磨铁图书策划《诛仙6》，与腾讯公司合作，随书赠送总价高达200万元人民币的“诛仙QQ秀”，以防盗版，都是同样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利用新技术方面，广州市版权局近期力推一款名为“广州版权”的手机应用，其中的“正版扫一扫”功能，即通过摄像头扫描图书的条形码，将有关信息与正版图书数据进行比对，从而分辨出是否为盗版。该功能的后台收录了中国版本图书馆自2006年至今共140多万条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并会不断增加，今后还会增设出版物黑名单特征资料库，可以有效地帮助读者进行正版查验。

　　共享误区：加剧线上盗版恶化

　　上文所述的盗版现象，还主要体现在传统渠道和传统手法上。近年来，利用网络传播、销售盗版图书的现象屡禁不止。由于渠道分散、手段隐蔽、取证困难，出版社想要维权困难重重，“网络盗版”对业内同仁而言已是如鲠在喉。

　　新书，往往成为网络盗版的重灾区，靠点击付费的网络文学首当其冲，其间也不乏卖场里热销的品种，甚至是冷门的小众读物，叫人感慨盗版的时效性之强、覆盖面之广。夸张的是，淘宝网甚至出现了“扫描图书”等名目的店家，专门提供相关“服务”，只需0.5元、1元不等就可以买到图书的扫描版本。此类“扫描图书”价格比正版便宜，品质比盗版优秀，因而大受追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法律事务部主任李晶提到，对于淘宝网这种只充当第三方平台角色的情况，其通常采取直接投诉的方式；对于数字运营商本身就是侵权主体的情况，则直接采取发送律师函、诉讼等方式处理。这两种方式是各家出版单位较为常见的维权手段。

　　不仅仅是纸质图书，具有相似遭遇的还有音像出版物。农业教育声像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文峰介绍，“我社在央视农业频道有‘农广天地’栏目，不少网站盗播视频，甚至销售盗版内容合集的光盘”，监管和查处难度极大。特别是央视网还有“一键转载”功能，反倒为盗播提供了便利，“着实让人崩溃”。特此，“出版社正就这一功能与央视网展开交涉”，着眼于这类细节，对维权而言显然也很重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盗版”、“扫描图书”、“盗播转载”等现象的出现和兴起，其中既有非法牟利的“商业行为”，也有处于私人理由（如共享）的“自发行为”。对于前者，此类侵权卖家规模小，出版社为此大动干戈打官司，反而得不偿失、进退维谷；对于后者，又极难问责，“出版社只能和提供扫描图书下载的平台沟通，最多是把侵权文件的ugc删掉，追溯根源则不可能”。译林出版社宣传主管于伊莎如是说。

　　谈到维权效果，众多受访者的普遍态度是“不容乐观”。以新浪网旗下的“爱问共享资料”为例，新浪网自身的监控即呈起伏状态，“我们甚至觉得它没有进行对上传文件进行过版权审核，更谈不上惩戒措施了”。而且，上海译文出版社提到，网络上流通销售着不少译文版图书，以1998年出版的《狄更斯文集》为例，参与该文集翻译的部分译者版权合同已经到期，此类图书到底是侵了译者的权利，还是侵了出版社的权利，仍需要进行仔细梳理，因而出现了维权上的新疑惑。

　　诚如京东集团图书音像事业部高级总监杨海峰所说，“新消法”将促使销售平台加大对盗版销售商家以及盗版销售图书的管控，将对打击盗版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法律条例还主要是限制“商业行为”层面的“网络盗版”。针对“自发行为”层面的“网络盗版”无论在鉴定还是约束上仍存在许多艰难，甚至还要牵扯到网络的开放和共享等论争之中。对于出版社而言，即便某些传统利益可能受损，也应努力发现随之而来的新利益和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