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年7月发布的《2014~2015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数字出版业告别了连续多年增长率超过50%的爆发式发展，今年增长率首次回落到33%。在经过初期的膨胀发展后，回落提醒中国数字出版业是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以便将来的步子迈得更加稳健、有力。对于大学社来说，2010年的大学社订货会具有前瞻性地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开启之际，将数字出版论坛作为主题论坛，为大学社数字出版的正式开展拉开帷幕。此后，大学社数字出版以星火燎原之势风风火火地展开。斗转星移，5年过去了，即将举行的第28届大学社订货会合时宜地再一次将“大学数字出版论坛”作为重要议程，“十三五”规划实施在即，这种有意无意的议程设置似乎预示着什么。

　　知其难更要知其所以难。初尝数字出版，大学社转型的阵痛是有目共睹更是在所难免的。经过5年的起跑后，大学社在数字出版中究竟遇到哪些瓶颈，数字出版中挣不脱逃不过的关键节点是什么？为了理清这些问题，《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在进行大学社数字出版不完全调查时，将最后一个问题设置为“在数字出版中，贵社遇到了哪些问题”，尽管大部分难题现在仍缺乏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解决方式，但是在此将其重新提出以供业界共同探讨无疑是必要且必须的。

　　市场开发思路模糊

　　数字出版表面上风风火火，实际上真正落地的好产品并不常见。尽管出版业人士都认同，数字出版“不做等死”，但是不能否认，对于完成转制不久、整体实力不足的大学社来说，市场开发思路模糊仍是大学社无法迈开步伐大闯大干的头号难题。

　　江西高校出版社认为，出版社都认识到数字出版的势在必行，也在采取措施进行数字化。但是，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对自身的数字产品定位还在探索中，目前仍较多地停留在现有内容资源的数字化加工。面对数字阅读读者，必须对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倾向进行调查分析，才可能有明确的产品定位。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提到，传统出版社资源和产品的建设单一围绕传统出版业务，缺失前瞻性和应用性，缺失数据分析和市场调研，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导致难以培育高质量或高数量的用户群，市场看似很大，实则无从下手。

　　除对自身资源如何挖掘的疑惑外，互联网强大的竞争力也让大学社难以望其项背。厦门大学出版社认为，与互联网公司不同，出版单位在数字出版实施方面的灵活度不够，市场对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的认同度不高。无独有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也提出，在高标准的社会价值监督下，出版社无法与互联网企业比拼速度。

　　拥有资源却无从开发和挖掘，缺失互联网思维、缺失产品独立策划和市场运营能力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即使出版社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盈利模式也难以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数字出版“不做等死”，盲目做则无疑是“找死”。

　　复合型人才重金难求

　　在调查回复的十余家出版社中，所有大学社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复合型人才的缺失是大学社数字出版首要瓶颈。在人才培养效率上，厦门大学出版社不无担忧地表示，数字时代既懂出版又懂数字的人才太少，传统出版单位在数字出版探索的过程中出彩的成果较少，使得人才对数字出版前景信心不足，人员流动频繁；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同样认为，数字出版人才储备不足，自主培养周期长，尤其是数字产品策划、项目管理及运营人才；陕西师范大学社认为，各传统出版编辑生产部门受限于繁忙的生产任务，使用数字化工具的主动意识不够强，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一体化开发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从经营管理层面上，江西高校出版社表示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企业的生产方式、运营模式、管理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出版业向数字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面对新形势，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人才问题已成为影响企业转型的关键因素；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谈到互联网+的产业革命导致出版和新媒体融合的节奏越来越快，原有运行机制和人力配置不能满足业务的快速变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次从出版实务上，表示了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缺少既懂信息技术，又懂传统出版的产品项目策划人才；缺少既能进行数字产品技术设计，又能协调督导合作技术公司的技术人才；缺少既具有传统出版内容加工能力，又具有数字化、全媒体内容编辑加工能力的人才；数字出版所需要的技术开发、UI用户界面设计开发、UE用户体验设计优化等方面的人才也较为缺乏；天津大学社表示数字教材的策划、开发及编辑同样也需要数字出版人才。

　　数字出版产学研的人才培养无疑是断层的，体制原因与产业快速更替使断层面持续扩大。大学社借助所属的院校资源，在人才培养上不妨早作规划，长线作战，推动人才从理论转向理论实践相结合，从单一技能转向多元发展。股权激励也是留住和培养人才的法宝，有大学社甚至尝试成立员工参与的股份制公司，按公司法给予其完全的自主运营权，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让其去市场中搏杀，为出版社数字转型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持。

　　社会资本成为难言之痛

　　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重大数字出版项目资金支持几乎是目前所有大学社数字出版产品的唯一资金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获得了较多的国家资助，但由于数字化产品开发尚处于摸索阶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较大，资金缺口也较大，因此，继续申请国家资助、寻求社会化投资合作成为其必然选择。在国家资金申请上，尽管近年来国家对数字出版的资金支持有所提升，但是争取国家项目资助之难还是犹如万人争过独木桥，出版实力普遍较弱的大学社仍处于劣势地位。此外，与国家资助相配套的实施措施有时也会束缚出版社的手脚。按国家规定，企事业单位拿到国家经费后，为了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把钱留下来自己承担施工，而必须委托别的商家来做，而且同一大类施工内容必须整体外包。外包不当，容易导致技术与内容貌合神离，产生“同质化”和“大路货”产品。

　　转企改制后，大学社的社会投融资仍未真正放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宗德宝坦言，社里用于可以承受风险的资金偏少，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陈述的有些体制问题，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阻碍了本能通过社会融资开发国企不愿投资的数字出版项目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