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是我父亲的长兄，我的大伯父。大伯父逝世三周年了，却依稀仿佛昨日。

　　父辈们一共有七兄妹，加上我们这代以及下一代，甚至下下代，可谓是一个大家族。大伯父85岁那年，家里人组织了一次回乡祭祖的活动，参与人员浩浩荡荡。

　　其实那个“乡”对我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但一路上听着父辈们的故事，心情竟也激动和澎湃起来。追忆过往，那个年代的人所吃的苦和受的罪，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想象和承受的。在艰苦的岁月里，大伯父除了帮助父母干农活，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还要坚持每天来回走40多里路去上学。大伯父各科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被同学称为“宋代表”，19岁那年被派往东北大学学习，这在当时当地绝对是个不同凡响的消息。在大学期间，被组织上批准秘密入党（当时东北大学党组织尚未公开）。后来大伯父外出工作，据说有十几年未曾回家，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感人的情节。

　　那是在1959年的夏天，30岁的大伯父陪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和教育司司长王子成到东北三省做调研，工作之余，他一路打探，朝着吉林市郊区——家的方向走，希望能回家看上一眼。十几年的时间，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他走到村口，看见一位大娘在田里干活，便上前问路说：“这位大娘您好，请问老宋家怎么走啊？”大娘惊奇地问：“你是？”“我是他家的老大，我叫宋木文。”“哎呀，儿子啊，我是你妈妈呀！”大伯父定睛一看，这正是自己的老母亲啊，母子二人，悲喜交加，随即相拥而泣。十多年未相见的母子，已经快认不出对方了。

　　大伯父很喜欢一家人四世同堂的生活，大伯父的父亲（我的爷爷）去世早，他作为家中长子，一直承担着抚养老母亲（我的奶奶）的责任，对其非常孝顺，直到我奶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一直保留着我奶奶亲手为他缝制的沙发布垫，时常拿出来看看，与亲朋好友分享这分爱与思念。长兄如父，大伯父对六个弟弟妹妹也非常关爱，但却从不允许他们利用他的职位做“出格”的事情。我的一位堂哥，也是大伯父的侄子，是位腿部有残疾的有志青年，自力更生，开了个小书亭。大伯父非常支持，并嘱咐他：“宁可不赚钱，也不要卖非法出版物，生活有困难我帮助。”甚至当堂哥作为“自强模范”得到中国残联全国表彰奖励后，大伯父就是不让他上原新闻出版署的“光荣榜”，以避嫌。

　　大伯父自称“三无”干部：一无大学毕业文凭，因工作需要，大学没有读完；二无高级专业职称，尽管担任编辑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但自己没有专业职称头衔；三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担任署领导期间，给王益、王子野等老出版家申办了政府特殊津贴，但拒绝给自己搞政府特殊津贴。

　　大伯父非常重视人才，尤其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在他新任署长时，主动提出继续留用上一届署长的秘书作为他的秘书。要知道，在一个机关里，前后两任主要领导同志同用一个秘书，是极为少见的。我猜想，他这样做除了是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也是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的表现吧。

　　大伯父从原新闻出版署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婉拒了很多社会职务，却一直热心支持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用他自己的话是“为文化传承张罗几套大书”。张罗的几套大书有《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图书大辞典》，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重辑出版佛学经典《嘉兴藏》。另外，离任后他笔耕不辍，接连出版了《宋木文出版文集》《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八十后出版文存》《思念与思考》《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等著作，系统回顾了他所经历的中国出版业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出版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也作出了生命不息、学习和工作不止的表率。他的文章都由自己书写，内容平实而深刻，简约而丰富，没有空话套话，以自己的语言分析和探讨问题，凸显其为人做事的风格和特点。而这些“退而不休”的做法恰恰映衬了他自己的那句话：“做个快乐健康而有所作为的老头儿”。

　　大伯父一直坚持参加出版相关活动，最后一次参加出版活动是在其临终前三个多月，其实在那期间他就已经和家人说起觉得身体虚弱无力。会上他被安排第一个发言，讲了半个小时，按理他是可以在结束发言后离开会场休息的，可他仍然坐在那细心听他人的发言，和大家一起足足坐了四个小时，与会人员无不为之感动。会后不到半个月，他就病倒被送进医院抢救室了。

　　大伯父非常热爱他的工作，把整个人生都献给了出版事业，他曾说：“我以出版人作为我的人生定位，自勉‘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且行且思。伴随人生定位，始终在思念思考”。他还说：“我做出版，是把它当作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并逐渐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承担结合起来。离开了岗位，而事业还牵挂着。”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满心牵挂，心里想的，手头做的，几乎都是出版工作。他请相关人士前来，一件一件，细细嘱托，说的都是关于出版的一些人和事，无一件是私事。

　　大伯父为人和善，平易近人，他曾说：“人的一生，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以诚相待，可以增添友情；心怀坦荡，必会相遇知己。多为朋友着想，做事不求回报，但求理解与知心，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很多工作上的下属和同事都视他为良师益友，甚至最后都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所以才有了后来在八宝山追思会上，我们并不觉得诧异地看到了那难以抑制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般悲痛的情形。

　　著名作家王蒙曾这样准确而有深度地总结了大伯父的为人：“他是一个正派的人、深思的人、负责的人、善意的人。水平不在腔调，文采不在言说，友谊不在拉扯，交流不在频率。在淡如水的来往中我体会也感受到他的炽热的心。他走了，他的良好品德、忠诚形象与高尚人格永生。多么希望党内多一些这样的好同志啊！”我深深地被这段淡水浓情的肺腑之言感动着。

　　大伯父在出版界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他离世后，来自出版界众多大咖的好评如潮，我最喜欢的是这段描述：“他正直、朴实、锐敏，有智慧，敢担当，不耍阴谋，不喜欢圆滑。他非常谦和，非常虚心，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静静地聆听别人的意见……他不像白云那样飘得很远很远，因为他像一道奇特的风景，永远耸立在你身边！”这段话把大伯父的良好人品描述得如此贴切，可以让词穷的我能用这些词句记住和怀念他而感到释然与欣慰。

　　在大伯父去世前那年的春节（2015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到家中看望大伯父。大伯父一生在工作上尽职尽责，得到了肯定，我想，他离开时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最后一次与大伯父见面是在他去世前半年，临别时他一如既往地站在门口，用温暖慈爱的神情目送着我们。我牵着年幼儿子的手，前行又回头。现在回想起当时不舍与不忍的心情，或许已经暗示了，那次说的再见，其实是永别。而当时若是知道了那次的回眸将是我们今生最后的对视，我们又怎会告别得如此简单而匆忙？

　　2016年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永恒的记忆：宋木文同志纪念文集》一书，这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总是希望并愿意相信，这世上的人死后，会去另一个地方，我们称那里为天堂。这样，失去亲朋的人就可以不用那么悲伤，可以带着希望，多些坚强。

　　人走了，才有感于相聚的时间太少。

　　些许遗憾，更添思念……

　　（作者为宋木文同志的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