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化遗产 抢救保护 民间文艺 

　　■本刊特约撰稿人 张英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在提案中建议，用数字时代新思维构建西南联大文化IP，政企合力打造文旅融合项目。提案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文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在新的技术推动下，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融合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使文化繁荣和旅游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通过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打造西南联大文化IP以推动文旅融合，大力提升旅游的思想文化内涵，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传下去，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为弘扬”。

　　白庚胜的提案，是在老家云南调研，有感于腾讯与云南文旅继“一机游”后深化合作提出的。云南省政府与腾讯宣布“云南新文旅IP战略合作规划”，通过新文创来打造云南省级文化IP，并设计推出了云南旅游代言人“云南云”的IP形象，让全世界在游戏、电影、动漫、体育、音乐等数字文化中，重新认识云南当地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特别是西南联大文化。

　　白庚胜2001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与冯骥才一起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6年调任中国文联，任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2009年8月受中组部委派，任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大力推动了云南申请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推动、参与了丽江古城文化遗产、三江并流自然遗产、纳西族东巴经典及其文化记忆遗产，三项世界遗产成功申报。此前，他一直致力于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我原本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张英：您是怎么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的？

　　白庚胜：我博士答辩那天，马学良（中国民族语文界的泰斗）和钟敬文先生（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来了，看了我的论文都很满意，说“确实是一篇货真价实的学术论文，有独特发现，你是真正做学问的！”我原先研究中国色彩学概论，与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签约要推出一套20册的《中国色彩学丛书》，里面包括我的《中国色彩文化学概论》。我现在还珍藏着当年的《中国色彩文化学概论》目录，时常拿出来翻翻，本来我只想专攻中国色彩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当时我跟钟敬文先生说，准备读博士后两年内把这本书做出来，钟先生看了我半天，说：“不行！”钟先生语重心长地劝我：“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响应国家和时代的召唤，首先要去解决最重大的学术问题。你的色彩文化学只有你懂，等你退休后再慢慢做，不用担心会有人超越你。但现在中国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农业社会急速转向城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农耕文明面临崩溃，农村在凋零残破，传统文化研究已经后继无人，而我已经97岁，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需要你去做这项研究，去抢救、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拯救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行不行？”我回答他：坚决听老师的！我就这样转型了。

　　根据家乡云南丽江的情况，我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处在紧急危机状态的纳西族文化及其抢救保护的对策》给钟先生看。这篇论文的背景是，我回到丽江探亲，发现进了门没人说纳西话了；进城里一看，没人穿纳西族服饰了；到村落一看，全是小洋楼了！数量不多的丽江纳西族如此，那广东呢？福建呢？深圳呢？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沿海城市会怎么样？中原会如何？再过几年，西部地区会怎么样呢？ 

　　钟先生很快把我的论文转到了教育部，教育部又将此文转到当时的文化部和中宣部。后来中宣部派人来找我，要调我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当时我已经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博士导师，带着50多人的研究队伍，每年都要出国考察研究。再说，我又是国际萨满学会主席、国际纳西学学会主席、中国少数民族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俗学学会副理事长。当时调我过去，我实在有些不情愿。

　　但是我的老师钟敬文说了，要响应时代的号召和需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原来还是很厉害的，郭沫若、周扬做过主席，后来是钟敬文，再后来是冯元蔚（民间文艺学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过去，研究会队伍的主体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后来加入了民间艺术，补充了大量有素养的民间艺术家。社科院当时不放我走，中宣部调我调了一年，院里才同意。

　　抢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张英：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您和冯骥才一起搭档，启动了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您觉得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

　　白庚胜：当时我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苦不堪言，没有经费，学者全部退休了，缺人，协会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那时，冯骥才做主席，我任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一天24个小时坐镇单位，要解决协会的生存问题，更要把我的知识应用到学术组织、学术建设和日常的管理和队伍建设，以及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上。冯骥才是文化名人，有情怀、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影响力，他在社会上常为民间艺术呼吁，一点点影响媒体；我在协会忙具体工作，负责组织策划实施。

　　协会所有的文化学术成果都经过我的手，一本一本、一套一套地出版，项目一个个实施，这样，我和冯骥才促成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我们对协会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位，分为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三部分。冯骥才非常支持我的观点。没他的支持我也做不了这些工作，何况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当时我们策划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启动大会。很多省的文化厅都派人来参加，想了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他们也想要保护自己地区的民族文化。启动大会前一天，冯骥才问我：“庚胜，咱俩背水一战，你怕不怕？有反对的，甚至有造谣的人。”

　　我回答他说：我已经研究透了世界大趋势，以及文化遗产本质上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作用和价值。我看到日本的许多博物馆里面放着中国的文物。以前因为战争国家动乱，国人缺少对文化的认识能力，现在的蒙古学、藏学、考古学、敦煌学等学科，都是别的国家研究争夺以后，中国才逐渐重视起来。

　　当下保护文化遗产已变成了一种社会运动，所有的媒体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这边。冯骥才很懂媒体，很会找新闻卖点，个人的影响力也很大，天天有记者采访他，他顺带着提一提中国民间文化，就起到了最好的宣传作用。现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每年将4亿元资金用于保护文化遗产。

　　张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哪里？

　　白庚胜：联合国公布9种遗产，包括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些遗产就是人类文化的价值方向。虽然说，人类在不断进步，从农业社会工业化后，我们不能和过去的文明一刀两断，不能无情无义把旧文明一扔了之。正确的做法是，该留下的留下，不该留下的让社会选择和老百姓自己选择。但在此前，我们得先把它留下来，慢慢清理，再转化，再创新性地发展。

　　中国许多民间文化遗产一直有很多争议，我们一边办各种活动，抢救文化遗产，一边撰写论文，研究民间文化。有说法称“俄罗斯把我们的萨满文化抢走了”，我是国际萨满学会主席，不能没有作为，于是我通过一个个学术研究项目，又把萨满文化“拿回来了”。当然，这项工作我不是盲目做，这些研究活动必须与中国民族文化有关联。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文化未来的生长点在哪里？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人文科学界掀起的一次次保卫民族文化的活动，包括各种民间文艺的抢救工程，我认为具有伟大的意义和价值。

　　张英：您和冯骥才为抢救中国民间文艺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会超越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对于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保护工作吗？

　　白庚胜：我们和梁思成、林徽因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却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他们的重点在建筑，建筑可以物化，可以用科学的公式来衡量；我们做的工作是保护、抢救文化精神遗产，是无形的，更具精神内核。多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前辈，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用今天的手段来回答我们的文化问题：今天的中国人怎么面对传统文化？

　　我们主要在民间、口头、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方面发力。比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做的“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包括一套民间、神话故事，一套歌谣，一套谚语。三套集成，每个县三本。后来我们又推出了省卷，做出了九十七卷。在此基础上，我单独抽出县卷本的故事，策划了一套“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每县一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离开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工艺师手工做的木头椅子，它的造型、色彩、功能，这是非物质的，需要提升它的文化价值。也许有一天，军事、工业、农业都会消失，但它提升出来的文化永远存在，上升到了文明的层次。我们最终要达到，从文化产业到产业文化，来形成新的中华文明。

　　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节日非常重要

　　张英：怎么看待政府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

　　白庚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我国以前对清明、端午等节日是抱着“四旧”的想法来看待的。当然，现在我们的想法已经转变，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对我国文化多元和多样性的重要。中国的节日由外来的节日、传统的节日、革命的节日三部分组成。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我们只过革命的节日，五·一、五·四、六·一、八·一、十·一，端午、中秋、春节等都不过。韩国1960年制订了《文化遗产保护法》，1964年把春节、端午、清明、中秋这些节日作为国家节日。所以韩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偶然的，而是从1964年延续至今。前些时候，“端午节”被韩国申报世界遗产，这些节日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保护遗产方面，我们还非常落后，我们对文化遗产采取了不科学的、非理性的态度。今天，我们必须通过主流文化来凝聚整个民族，并建立起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此外，我们还应该吸纳一切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各种文化因素，为我所用，形成古今文化的和谐融合，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和谐，才算向文化和谐迈出了重要一步。

　　张英：节日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吗？

　　白庚胜：当然是。每年春节几亿人从中国的四面八方，乘坐轮船、汽车、飞机回家，不为别的，就只为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顿简单的团圆饭。端午节、清明节、七夕、春节，各种节日都是依靠巨大的文化遗产的动力。姓氏制度、婚姻制度、村落制度等很多之前形成的制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在潜意识里对我们的生活、生产都有影响。

　　也正是这种影响，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凝聚力和生命力。所以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组织力，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和谐力。在精神深处最根本的东西，认同一个民族，认同一种文化，让我们按照一种共同的规范生活的，还是内心里传统的东西。从这个意义来说，节日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