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晓 雪 见习记者 管若潼
近年来，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领域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认为，相较于以往，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方向更加明确，动力更加充沛，相关出版机构都跃跃欲试，传统文化领域主题出版可以大有作为。
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呈现四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业界投入大量精力在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领域，同时对于主题出版概念和内涵基本形成了统一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重要讲话，无疑对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迈向新高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韩建民举例道，这一领域近期涌现了诸多佳作，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丛书”，尽管每本书不太厚，但是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生命力等，同时在内容上也有了很大的深化，揭示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研究与选题也变得越来越多，例如《抗战家书》《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及“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丛书等。
韩建民梳理出当前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呈现的四个鲜明特点：一是积极性。作者与出版单位均展现出强烈的热情与积极性，他们积极投身其中，精心开发选题，力求在其中能够有所作为。二是理论深度加强。当下的主题出版在传统文化领域，呈现出学术理论研究与主题出版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三是主题出版在传统文化领域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市场性被大家高度重视后，使得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不仅仅是理论研究，变得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这也是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区别于传统文化类学术理论书籍的要点。众多作品以其精妙的角度，赢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例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丹青街》一书，以少年儿童的视角讲述了广东江门的一条国画街里发生的故事，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将丹青的技艺传承、工艺流程、价值取向等一一展现，渗透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元素，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充分展现了市场力量的重要性，这也是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相对于过去政治类主题出版物的一大优势。四是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的国际化和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许多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之初便融入了国际化与数字化设计。“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主题出版成果斐然 理论与实践并进
去年3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创建主题出版发展研究院，韩建民兼任院长。在他看来，在过去一年多中，主题出版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果。
首先，出版主体和作者全力投入，学术理论研究紧密支持，当前出版行业做好主题出版的积极性高涨，呈现了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选题角度丰富多彩，市场前景进一步提升。近年来，中宣部推荐的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数量逐年增加，其成果有目共睹。在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主题出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韩建民强调，出版是内容创新的总枢纽，重大文化工程的选题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出版界率先策划，后组织专家编著而成。因此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上，既要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引，也要靠广大理论和学术工作者努力，更要靠出版界人士的创新推动，形成纵横的内容布局和联系。
其次，主题出版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传承，以及创新发展的理论方面产出了一系列成果。围绕“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的相关图书很多。主题出版拥有着广阔的空间，可以产出一系列既能够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拥有市场价值的双效作品。
此外，主题出版在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服务国际大局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建民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过去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可能有些了解，但是大多数国家的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很陌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机构推出了大量外文译本，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在服务国际大局、增进文明互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浙江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巴黎有片榕树林——海外温州人的家国情怀》，将温州的“四千”精神融入家国情怀之中，凝聚了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在法国等西方国家“落地生根”，能够与当地的文化和谐相融、茁壮成长，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亲和力，主题出版在此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兼收并蓄构建中华现代文明 出版业使命在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兼具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的议题。韩建民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键在于，一要借鉴，二要挖掘，三要融通。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体系、市场体系、文化体系等各个维度都应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深知，在现代文明的构建过程中，既要开放包容，积极吸纳国外先进文明成果，又要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以此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繁荣发展。”韩建民说。
这种挖掘并非简单地回顾，而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坐标下，在新的形势下，以创新的视角重新诠释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题出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的选题方向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构建“三大体系”主题出版物。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亟须与学术理论相关的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读物，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机构正积极投入此类图书的策划出版工作。
第二类是到宝库里挖“珍珠”。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不局限于简单复述历史或传统文化，而是着力于挖掘其当代价值，形成纵横的主题出版项目和选题，去呼应党和国家意志，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在这些“珍珠”“金矿”的基础上，再进行有机的组合，通过组合去贯彻体现中华文明的特征以及当下价值。
第三类选题主要针对青少年群体。需要针对这一群体的特点，策划一系列生动、有趣且精彩的选题，把重心放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上。这一系列选题有着三个使命，一是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些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了解，无法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点。二是文明教育。古代文明有许多值得现代文明学习的内容，例如礼节、孝道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温度和力量，让中华文化与现实和当下相连。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一个国家强大时，其文化如思想脉系、仁义礼智信、唐诗宋词等也会被世界熟知，因此从深层次来说，一个强大国家的文化要有更深远的影响力。
第四类选题与其他文化嫁接形成。在主题出版的背景下，可以将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科学文化等嫁接融合，或将红色故事融入传统文化背景，或将科学精神应用于文化解读，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嫁接形成新的板块，能够丰富主题出版的内容。
如何做到“顺势而为，不失自我”?
面对这股热潮，我们需要“顺势而为、不失自我”。当前，不仅是“传统文化热”，也是“主题出版热”，两股热潮共同催生了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的繁荣景象。但热潮却也难掩发展局限，韩建民认为当前主题出版仍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在遵循市场逻辑和产业化运作方面还有差距。韩建民说：“主题出版必须按照市场逻辑和产业化运作，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市场、发挥作用，否则，有些出版同行总是把它看作胸前佩戴的一束花，那还是你的身外之物，它虽然光亮，但是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主题出版应紧密对接市场需求，真正去精心打造，而不是着急赶节点做表面文章。”韩建民认为，现在在主题出版领域还是有急功近利的倾向，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和奖项荣誉，忽略了经济效益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上的偏颇以及操作上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二是主题出版还需要有良好的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等，这套体系亟须继续完善创新。韩建民提到，主题出版尚未全面融入学术界，学术界的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等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与升级，以适应主题出版的发展需求。
面对上述挑战，韩建民指出，出版机构可以采取以下三大策略积极应对。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要把主题出版物当成一种赶节点的出版物，而是要纳入出版产业体系中，目前许多出版社都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主题出版得到了相关政府出版扶持，但长远来看，唯有遵循市场规律，整合全社资源，在产业链上精心布局，方能推出优质的主题出版物。其次，强化策划能力，发挥策划在主题出版中的优势。相较于学术出版对学术价值和作者功力的依赖，主题出版更加凸显编辑和出版社的策划功底。因此，培养并壮大专业策划编辑队伍，同时对全体编辑进行主题出版的策划培养，是提升主题出版质量的关键。最后，勇于探索多媒体融合与创新路径。出版机构应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尝试主题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国际化拓展及多元化产品形态，以新颖的视角和方式呈现主题内容，拓宽传播渠道，增强读者体验，推动主题出版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