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11日，2025出版智库成果发布交流会（第二场）在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举行。中信出版发展研究中心、中南出版传媒产业研究院等10家出版智库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并围绕成果作交流研讨。这些成果涵盖出版业多个维度，既有对行业发展路径的深度剖析，也有对新兴技术应用的理性思考。本报特整理刊发10家智库成果，以期为业界同仁提供学术参考，助力出版高质量发展。
中信出版发展研究中心
出版单位集团化发展情况研究
发布人：乔卫兵（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根据《2024全球出版50强报告》，励讯集团、汤森路透集团和贝塔斯曼集团分别位列第一、二、三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四家国内出版集团再次上榜。另外，研究认为麦格劳－希尔集团、角川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集团的发展历程较有特色。通过对上述10家国际、国内出版单位集团化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分析总结了出版单位集团化发展的启示、挑战和对策建议。
出版单位集团化发展的启示
集团化是出版单位规模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出版机构之间通过战略性整合实现集团化发展，使得版权资源、编辑团队、发行网络以及营业收入、利润等实现规模化发展，是做大做强出版业务的重要途径。
投资并购是集团化发展的重要方式。国际出版机构的集团化发展通常通过投资并购扩大规模、做强核心竞争力、延伸产业链；在出版集团进入一个新国家、新地域时，也会采取与当地出版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利用当地资质牌照和发行网络，快速进入新市场。另外，投资并购也是节省创新业务孵化时间，快速获取新能力、成熟团队、发展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方式。
整合协同可提升集团化运营效率，培养复合型人才。企鹅兰登等大型出版集团，以版权资源为核心，整合各地发行和销售体系。励讯、麦格劳－希尔集团将其各垂类领域、各地子公司运营的专业信息数据资源进行整合，注入其全球数据库产品，丰富产品数据项，增强产品竞争力。角川集团则在图书版权的基础上，围绕IP在其影视、游戏等子公司中协同运营，实现多元化商业变现。励讯、企鹅兰登等出版集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子公司协同培养了一批“编辑+数字内容+线上运营”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
双层架构更利于长期战略布局。大型出版集团多为“集团母公司+上市子公司”的双层架构。相较上市子公司受短期盈利和信息公开的压力，集团母公司可在各子公司之间灵活开展资产调配，并在上市子公司之外孵化新业务，待新业务发展成熟后，再装入上市子公司，实现集团母公司资产变现的同时，也可做大做强上市子公司，为广大股东创造长期可持续价值回报。
融合出版新业态可通过新设子公司实现差异化管理机制。近年来，出版单位基于内容向电子书、音频、视频、直播、VR/AR/MR、NFT、AI智能体、展览展示等多形态产品和宣发渠道做延展。出版单位通过自建、合资、投资并购的方式新设子公司发展上述新业态，有条件时引入外部资本和战略性资源股东，并施以有别于传统业务的管理机制，以支持新业态的孵化和发展。
国内出版单位集团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是集团化发展战略亟须转型升级。国内出版单位的集团化发展大多以行政推动的资产划转重组为主，在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上不够主动，在国际化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等方面不够大胆。
二是集团的文化属性、文化特色需进一步凸显。在出版单位集团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属性与文化特色的凸显是增强品牌辨识度、凝聚内部共识、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当前许多出版集团过度追求规模化或行政整合而弱化文化独特性，导致同质化严重、品牌价值稀释。
三是集团化运作较松散，资源整合和协同效率需进一步提升。部分国内出版单位由行政力量推动组建为集团公司，各出版社原有管理体制、企业文化差异大，整合阻力明显。在版权、营销发行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各自为战，甚至“内卷”的问题；传统编辑人才过剩，但精通数智技术、国际版权运营、新媒体营销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短缺，集团化运营效率和整体盈利都受到影响。特别在AIGC技术进入大众视野后，外界普遍期待拥有高质量版权内容资源的出版业可在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应用上实现突破，但显然单体出版社的版权数据资源有限。
四是集团化发展转型的体制机制可进一步改革完善。国内出版企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尚未形成可持续、规模化的新业态，投入产出效率也有待进一步验证。传统出版的管理机制可能是限制新业态发展的桎梏之一。
五是集团化发展需进一步突破行业与地域限制。国内出版企业的地方行政区划壁垒明显，另存在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分类管理的情况，跨地域和跨监管部门的并购难以实施，不利于行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的融通。
对策建议
一是做好战略引领，积极布局国际业务和创新业态。提升出版集团国际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是组建出版集团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之一。建议通过投资并购、建立海外本土化团队、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布局海外市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出版品牌。另建议明确创建国际一流出版集团的指标体系和评估体系，除营收规模等经济效益指标以外，重点开发品牌影响力、国际传播等社会效益指标，对出版集团数字化转型也应设置导向性指标，为出版集团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提供宏观指导。
二是打造差异化的文化和品牌特色。充分发挥不同出版集团各自的文化特色和出版品牌特色，在全球出版业中树立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着力开发适应国际市场的现代议题产品，展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三是整合协同完善集团化运作机制。建议出版单位优化集团化运营模式，打破各子公司间的资源壁垒，建立统一的版权、用户信息等生产要素资源库和业务信息化平台，促进关键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的流通和高效使用；在集团层面组织人才培训、轮岗，为各子公司学习、交流和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开放平台；另建立内部业务合作结算机制，为各子公司共享资源提供保障；统一管理旗下各出版社的版权数据，为训练模型提供充足的素材，通过数据融通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为出版行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突破和升级铺垫基础。
四是融合出版新业态实施差异化管理机制。出版单位应对不同业态的子公司建立差异化的管理体系，实行“一司一策”，建立健全决策授权机制，对不同业态的专业人才实行市场化的选聘、培养和激励机制。出版业需要与互联网大厂、AI技术公司抢夺人才，在薪酬机制和员工持股激励机制等方面形成市场竞争力，或可考虑与新兴产业公司股权合作和战略合作，并与上级主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研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五是呼吁行业政策支持。对于出版集团新业态、新技术的融合发展和转型，建议明确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政策性方向引导，或单独设立专项基金，在“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扶持下，助力国内出版集团孵化第二增长曲线、顺利转型发展。
（撰稿人：刘 玥、姜彦冰、周晓红）
中南出版传媒产业研究院
国内主要出版集团总部职能与管控模式
发布人：周亦翔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内出版集团已然摸索出一套具有我国出版特色的治理结构和管控模式，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部分出版集团在总部职能和管控模式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权责不清、组织功能失衡、专业化机制缺失等不足，需要通过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与改进。课题组在梳理国内出版集团的历史流变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析其管控模式现状及问题，提出优化建议。
研究动因
开展国内出版集团总部职能与管控模式课题研究，主要基于三方面的需要：一是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历经“集团组建”“转企改制”“股改上市”演进，出版集团已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优化出版集团总部职能和管控模式，在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同时，通过机制创新释放文化生产力，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二是应对出版业深刻变革。为更好地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市场需求加速迭代等变革与挑战，出版集团需持续优化权责与管控机制，重构生产流程、强化风控、激发创新等，将企业组织韧性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为2035年建成出版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三是提升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图书零售码洋缩水、消费习惯变迁、渠道分化、监管趋严等挑战，出版集团需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融合现代企业制度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战略穿透保导向、市场化手段激活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
现状与问题
随着国有文化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出版集团总部职能逐步聚焦于强化党的领导、战略统筹、资源配置、风险控制与业务协同，即管资本、管战略、管干部、管文化，核心目标为提升集团管理效能、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目前，除中信出版集团、青岛出版集团等少数单体社裂变成的集团外，其他多为“母（控股集团）+子（股份公司）”层级式管控，在企业规模、部室设置和所涉业态方面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企业规模决定管控模式。通过天眼查筛选，27家出版集团中，存续成员企业（含参股或投资的公司）最多的为344家，最少的为13家，平均为100.29家。对于地域局限性强、规模相对较小、下属成员单位较少的出版集团，大多实行紧密的集权式管控。对于整体规模较大、成熟完备、成员单位较多的出版集团，管控模式多为适当分权，更多从战略上指导、监督和管理。
二是部室数量反映管控职能。控股集团部室数量平均为9.26个，股份公司平均为11个。总体而言，控股集团与股份公司二者部室数量上大致相当，但在职能上存在较大差异。控股集团偏向战略统筹、财务审计、实业管理与投资发展；股份公司作为核心执行体，偏重出版、发行、数字出版及证券法务、战略投资等领域。同时，部室架构越复杂，职能越趋细分和专业化。
三是“文化+”成为行业共识。围绕主业和大文化产业开展的“文化+”经营已经成为出版集团目前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不少出版集团已扩展至金融投资、物资贸易、现代物流、影视、艺术品、文化地产和旅游等领域，涉足游戏、在线教育、数字出版等新业态。总体而言，各出版集团在主业的业态和布局比较相近，但在“文化+”涉足领域和布局方面呈现较大差异。
出版集团总部现行管控模式主要面临“三重结构性失衡”挑战，具体体现如下：一是权责配置失衡。出版、发行、印刷等产业链核心环节的优质资产主要集中在股份公司，控股集团更多承载非核心、低效甚至不良资产，容易导致母公司“空心化”、职能弱化，带有浓厚的行政治理色彩。二是组织功能失衡。部分集团总部管理职能碎片化，缺乏专业化、平台化运行机制，战略策划、投资评估、风控统筹等专业能力不足。控股集团与股份公司部门重叠，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三是管控方式失衡。部分集团缺乏基于数据、预算、流程和平台的系统管控机制，影响决策科学性与前瞻性。在一体化推进中，权责利不匹配导致总部难以调动子公司积极性，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对策与建议
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文化+科技”“文化+旅游”两道融合命题，并对湖南文化工作寄予厚望，强调湖南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新作为。湖南出版集团作为国内出版劲旅，始终秉持守正创新理念，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2024年底按照“小总部、大产业”“大部门、扁平化”原则，启动总部机构改革，从明确总部功能定位、精简机构和编制、优化干部选用机制、重构薪酬激励制度和提升管理效能五个维度，朝着“价值、高效、专业、经济”的总部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出版集团总部改革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决打破路径依赖，向新质生产力进军，坚决做优两个效益，向一流现代文化企业进军，坚决深化融合发展，向新型主流出版传媒集团进军，重点应聚焦“一个定位、两条路径、三个关键要点”。
明确一个定位，构建“价值型总部”。根据价值型总部要求，将集团总部定位为战略管控与引领中心、资本运作与投资中心、资源整合与共享中心、产业协同与赋能中心。
走好两条路径：治理优化+能力重塑并举。一是优化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法人治理体系，通过部室调整避免控股集团与股份公司职能重叠，厘清职责边界，防止“重叠管理”“责任空转”。二是重塑组织能力。加强总部能力建设，系统提升总部的战略决策力、资源整合力、财务穿透力、技术协同力、风控管控力，增强服务子公司与统领全集团的支撑力。
把握三个关键要点。一是厘清母子公司边界。明确母公司聚焦战略制定、资源配置、风控管控等统筹职责，子公司聚焦产品运营、市场拓展、用户服务等执行职责，确保双方权责对等，加快形成分工清晰、运行高效的管理机制。二是强化母公司功能。强化母公司对出版、发行、印刷等主业资源的实质管理，推动核心资产统管与重点项目直投，通过专业化平台建设和组织重塑，推动母公司由“管理机关”向“产业中枢”转型。三是提升运转效能。以数字化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业务、办公、人事、财务、审计等信息系统建设和互联互通，通过精简整合与数据赋能，推动总部管理向知识赋能、平台驱动转型，提升治理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撰稿人：黄 璜、亢姿爽、刘杨兵）
腾讯研究院
双向赋能 共建生态——加速出版业与大模型的融合共创
发布人：杨 健（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总顾问）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轮人工智能（AI）技术正在驱动各个行业的数智化迭代升级。腾讯研究院面向百余位行业专家的调研显示，文化领域的大模型应用水平居于中上游，高于金融和医疗等行业。具体到出版领域，市场落地周期显著缩短，2024年5月，腾讯基于混元大模型推出支持智能体制作与分发的“元器”平台，同步上线的首批智能体应用中即包括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造的“奥运百科智能体”。产业应用范围逐步实现全覆盖，大模型在出版业应用已覆盖文字与图片生成、视频制作、动漫创作、游戏开发等领域，贯穿创作、生产、传播与交互、体验全产业链，支持管理、运营全面升级。传统出版主体积极顺势而为，中信出版集团推出数智出版平台“夸父AI”，面向17类出版场景开发部署百余款应用，图片生成、数字人和声音克隆、营销文案生成等环节提效50%以上，推动技术与商业模式双革新。传统出版与大模型双向赋能，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与大模型企业合作开展实验，以优质内容数据提高大模型训练和应用溯源的语料质量，用确定性知识消除幻觉的不确定性，保障大模型输出结果真实准确。当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加速出版业与大模型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实现双向赋能、共建数智出版新生态，打造可信大模型与可信内容生态。
数智赋能：
大模型助力出版企业全面升级
大模型与其他前沿技术的融合应用，正在助力出版企业实现产品服务形态创新、资产管理、生产管理、运营管理等全面升级，驱动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提升内容质量水平。大模型工具的使用，有助于加强内容审核能力，大模型可以精准解析文本语义，挖掘内容间的关联关系，支持多场景的内容风险识别与审核；有助于提升内容检校能力，大模型支持的智能检校系统，可以通过海量数据训练与多模态理解能力，规模化、全方位提升校对能力；有助于增强内容创新水平，普通用户也可以化身为“神笔马良”和“作曲大师”，短视频博主使用可灵、Suno，输入提示词即可以自定义视频画面与音乐风格，快速生成作品。
二是提高内容创作效能。大模型技术的应用，能有效降低创作成本，阅文集团将DeepSeek-R1集成至“作家助手”，为创作者提供智能辅助，大幅降低资料检索和构思梳理的时间成本，其自主研发的AI翻译模型也突破性实现降低成本90%以上；能有效提升创作生产效率与效能，大模型加持下的短视频制作效率已实现5~6倍的显著提高，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数传集团）研发的出版大模型BOOKSGPT，在选题策划环节，AI编辑能快速分析市场数据生成可靠报告，AI情报员能实时监测各领域选题趋势，大幅提高生产效能；能辅助内容生产的智能化管线升级，大模型技术嵌入出版业生产与运营管线，将大幅度提升行业智能化程度，伽马数据《2024年中国游戏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超六成网络游戏头部企业已经建立了智能化内容生产管线。（下转第6版） （上接第5版）
三是丰富内容运营手段。大模型能力的升级，可以助推传统出版物实现多维数字化。大模型可以支持自动提取内容、整理精彩章节、生成营销视频，根据用户特征定制内容，实现传统出版产品分发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全形态内容IP衍生，大模型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日益成熟，可支持生产者跨界、跨多形态延展产业链，基于承载文学内容的纸书或电子书，大模型支持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生成影视、动漫、游戏、文创等多元化内容形态；打造全新内容运营方式与业务形态，《和平精英》游戏内置的数字人“吉莉”接入DeepSeek大模型后，结合用户数据与版本动态实现实时反馈，为玩家提供个性化、智能服务，未来的每一家出版社、每一本书都可以借助智能体等产品形态，向读者提供知识服务，打造“千人千面”的互动体验，与读者开展双向陪伴互动。
融合发展：大模型促进出版产业拓展空间
大模型对出版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流程的提质增效，更体现在重塑产业范式。各类基于大模型的创新应用，正在打破传统出版流程的线性逻辑，进一步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拓展更多产业发展空间。
一是多智能体协作驱动人机协同创作。大模型擅长语言理解与逻辑推理，可将复杂任务拆解为执行步骤，智能体则可以调用工具完成具体操作。逐步成形的多智能体生态正在重构数字出版等内容生产的组织方式，促成单个创作者借助AI工具即可具备专业团队的生产效能。大模型技术日新月异，“智力即服务”时代加速到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加持下，创意与表达的实际供给量趋于无穷大，内容质量也将得到提升，将带来一大批“超级创作个体”的崛起。
二是数字内容供给呈现多层分化趋势。在内容服务，特别是知识服务领域，专业用户的高可信度内容消费需求和一般用户的通用型内容消费需求，存在一定差异。与之对应，需要有分层的内容供给机制与服务模式。以数字音乐为例，AI已经可以替代功能性音乐的标准化生产，不仅能有效保障内容的基础质量和生产时效，更展现出显著的成本和效率优势。
三是传统出版企业与大模型企业合作持续升级。双方初步探索出较为清晰的合作路径。1.0阶段，合作促进出版企业实现生产管理流程智能化升级。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深圳出版集团、新疆文化出版社等多家出版企业相继部署DeepSeek，在数据资产管理、智能问答、客户服务、活动策划等方面完成智能化升级。2.0阶段，合作促进智能体、AI搜索等新产品升级。出版企业基于已有电子书、内容数据库、公众号等数据资源，利用智能体制作分发平台打造智能体矩阵，广东省出版集团与腾讯开展合作，上线了一批可以嵌入出版社公众号、小程序和其他知识服务生态的智能体，既可以实现传统知识溯源机制的迁移，又能够助力内容变现，为双方带来可持续共赢收益模式。3.0阶段，合作促进基座大模型实现可信度提升。出版企业以可持续供应的优质知识数据，支持基座大模型训练，以可信内容来源、可信生产机制提高大模型的可信度，这是当前大模型技术企业与出版企业融合共创的重要方向。4.0阶段，双方深化合作，叠加更多新技术、开发更多新场景、共创更多新模式。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与第三方技术企业合作，叠加应用大模型和游戏引擎技术，打造“在九龙城阅见香港”项目，成为腾讯“探元计划”今年重点支持项目之一。传统编辑可以借助后端的生产助手智能体，快速策划、开发各种内容产品，比如面向青少年的知识绘本，还可以设计游戏互动场景，让用户与前端的交互智能体进行交流，提供专业精准、兴趣盎然的知识服务体验。
共创未来：推进大模型与出版共建新生态
一是充分释放出版业高质量语料价值，积极打造可信大模型、可信内容生态。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鼓励出版业开放数据资源、大模型企业开源技术，支持双方基于内容数据，建设高质量、多领域、可溯源、可持续更新的语料库。二是加快出版业智能化技术升级，赋能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鼓励技术企业与出版企业合作共创，推出一批出版业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实验室、出版业智能化升级示范项目。三是推动建立协同新范式，探索发展“数智出版新生态”。支持上下游各方合作，鼓励出版企业借助智能体、AI搜索等工具及平台功能拓展产品服务形态，充分利用大模型的多模态能力，助力核心IP开发，推动出版与动漫、影视的跨界开发、融合。
面向未来，出版业亟须把握技术迭代、行业变革的窗口期，以新技术赋能出版业转型升级，以新范式探索发展“数智出版新生态”，共同打造可信大模型、推进可信内容生态建设，促进知识创新、文化传承。
（撰稿人：司 晓、冯宏声、宋 睿、贾洪彬、朱 敏等）
南方出版传媒发展智库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编辑核心能力重构的实践与思考
发布人：肖延兵（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南方出版传媒发展智库常务副理事长）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GenAI）在出版业已经覆盖内容创作、场景交互、数据处理等应用场景，主流垂直模型已有10多个，如知网的出版传媒行业大模型、方正的星空出版大模型等。广东省出版集团积极探索AI落地应用，2024年开始在广东人民出版社试点了大模型工具应用“出版AI生态示范项目”系统。在试点过程中，通过实验组、对照组的实验数据对比研究，测试了AI对策划、编辑、营销环节的效率提升，总结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编辑面临的新挑战以及重构编辑核心能力的路径。
出版GenAI重新定义编辑工作内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的应用，对出版核心价值链产生了系统性变革与效能挤压。在最能体现编辑价值的选题策划、编辑生产、营销发行的三大关键业务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版大模型呈现了极大优势：广东人民出版社进行的实验数据发现，结合了人工智能的编印发全流程，可以降本增效达到20%。
选题策划综合提效25%左右。传统模式编辑找选题“拍脑袋+翻数据”依赖的是编辑个体的经验与有限市场数据，常面临选题同质化、论证不充分等问题。现在，AI能实时结合全网热搜、平台销量、社交媒体话题，快速生成一份选题分析报告，辅助精准选题，避免策划中因个人喜好而产生低效选题。
编辑生产综合提效约19%。三审三校是编辑的看家本领，但人工审稿难免受个人能力、精力限制。AI可以秒级筛查错别字、敏感词，还能保持质检标准统一。在设计环节，输入图书主题，AI就能生成多种排版方案，编辑只需择优微调。印刷环节过去靠经验估算印量，现在AI能动态预测需求，既避免库存积压，又防止断货。
营销发行综合可以提效18%左右。传统营销常陷入“铺渠道、拼声量”的困境。AI优化了整个流程：它能分析历史销售数据，精准锁定目标读者群；能监测竞品动态，提炼差异化的图书卖点；还能实时追踪推广效果，动态优化投放策略。这种闭环机制有效提升了营销发行的投入产出比。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AI应用实践来看，编辑核心能力中属于规范性的技能，极有可能被AI替代、超越，如语言规范、语体风格、校对排版、数据审核、格式调整、法条引用等需要通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的基本技能；属于编辑核心能力中具有创新性的工作，需要得到极大的加强，如融合内容策划、技术应用、用户洞察与产业协同的系统性创新。如跨学科选题策划创新、叙事形态创新等从“0到1”的工作，是编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立身之本，需要在AI应用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提升。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编辑创新性能力的挑战
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编辑工作内涵的转变，编辑个体迫切需要在工具驾驭、价值决策、组织战略三个维度实现能力跃迁。
一是工具驾驭能力。编辑应具备更全面的AI应用功能选择能力，将出版需求转化为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方案。如对图书进行审校时，对AI审校结果的处理形式，需要按照编辑效率最高的方式进行设计，节省操作工时，编辑主导价值判断，AI负责模式计算，最终形成可迭代的智能工作界面。此外，还需有更综合的技术应用适配能力，特别是对算法修正指令与语料质量的把控能力，对人工智能修正过程和结果进行把关。
二是价值决策能力。当人工智能高效处理执行性任务时，编辑的核心职责将向更高阶的价值判断与策略决策跃升。这一能力层级要求编辑超越对技术工具的操作，聚焦于内容价值的深度挖掘、创意引领与文化导向的把控，确保出版物的思想深度与社会效益。
一方面，编辑需要更敏捷的选题策划创新能力，要与时俱进，强化求新求变能力，培养选题的敏感性，积累选题策划经验。另一方面，编辑需要更深层的内容导向把关能力。目前人工智能已能够出色完成对文本工作的检查、纠正，需要编辑重点把关的，更多的是涉及导向性、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
三是组织整合能力。组织整合层能力要求编辑超越个体工作范畴，站在全局高度审视人机协作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团队结构重塑，并前瞻性地规划智能化转型路径，从而引领出版机构在技术变革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出版团队协作的背景下，编辑的组织与整合能力体现为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式。这就要求编辑主导融合两方优势的协作流程，既要明确划定机器标准化处理与人工创造性干预的衔接节点，又要建立灵活可调的协作模式，以适应不同项目特性。
编辑核心创新性能力构建的思考
个体层面：编辑个体能力的迭代。编辑个体的能力需要迅速养成并不断迭代，在技术融合方面，要从工具使用者成为AI协同的主导者。一是编辑既要懂业务痛点，又要懂技术能做什么，找到最佳结合点，成为“工具选型专家”。二是编辑要掌握更综合的技术应用适配能力。AI的输出质量取决于“喂”给它的数据。编辑的一项新任务，就是为AI筛选优质语料，比如剔除带有偏见或错误的内容，确保训练数据干净，使AI输出既符合需求，又坚守出版品质。三是不断提升编辑选题策划的创新能力。编辑用AI拓宽灵感来源，但用人脑做创意筛选和提升。广东人民出版社在AI应用试点过程中，注重要求编辑人员积极参与专业培训，保持创意能力。四是掌握内容导向把关能力。AI是辅助工具，终审权必须掌握在具备政治敏锐性和文化责任感的编辑手中。在关键决策和质量把控环节，必须严格保留人工复核，确保出版工作的质量与专业性不受影响。
出版机构：出版机构的机制创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出版行业的背景下，出版社或出版机构构建编辑创新性能力需从技术赋能、流程重构的维度系统推进，形成“人机协同、价值共创”的新型编辑生态。
一是重构编辑评价体系，评估标准应更注重编辑的创新能力、AI应用能力和跨领域协作能力，鼓励引导编辑积极学习提升AI技术应用能力，为编辑成长成才营造正确的导向和良好的生态。二是在技术赋能方面，开发、训练与出版机构特性相符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一个成熟的大模型，需要经过模型研发机构、使用者大量的数据训练，需要出版机构基于自身大规模语料数据的喂养方能熟练。三是在流程重构方面，出版机构需要训练编辑的协作组织整合能力，将其打造成“产品经理”“项目经理”：既要管理作者、设计师等人类团队，又要协调AI的工作流程。
行业层面：行业生态的协同共建。一是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体系，建立AI生成内容的质量评估体系。例如，要求服务提供者对训练数据安全、模型安全等进行评估，并明确人机协作伦理审查机制，建立算法审计机制，避免内容同质化与价值观偏差。二是推进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高校与出版企业共建“出版+AI”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总体而言，编辑个体、出版机构和出版行业需要在把握技术新趋势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编辑能力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合力推动编辑核心能力重塑，才能AI时代让出版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撰稿人：肖延兵、李 军、杨晓雯、刘光金、刘俊彦）
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
数字出版智能编校应用效果评价研究
发布人：方 卿（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
当前，智能编校系统以其高效性、准确性、专业性、协同性与智能化等特征，在新闻出版、科技出版、教材编审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支持多终端部署、专业词库扩展与协同编辑功能，已逐步成为提升内容质量、优化出版流程、减轻人力负担的重要工具。
为全面掌握出版行业智能编校系统的应用现状与实际效果，课题组开展了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调研工作。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544份，覆盖大众出版、期刊出版、教育出版等多个领域，受访者主要为编辑、校对等核心岗位人员，其中81%的从业者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过智能编校系统。研究团队还对35位一线出版从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围绕系统功能体验、实际使用场景及改进建议等方面开展了多维交流。
调研结果显示，智能编校系统在基础文字规范与初步内容处理方面已展现出较强的实用性与辅助价值。从业者普遍肯定智能编校在文字错漏、格式规范、术语核查等方面的辅助价值，认为其在初审环节可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尤其在处理大批量稿件、减少重复性劳动方面表现突出。一是在基础性文字规范处理方面，超过65%的用户认可智能编校系统在错别字、多字漏字及标点误用等基础性文字规范问题上的识别能力；二是在文本细节处理方面，不少受访者提到系统在“的地得”识别、词汇异形处理与搭配纠错等方面具有明显实效。具体来看，在学术出版领域，智能编校系统可用于检查专业术语、公式排版和引用准确性，确保观点与数据来源一致；大众出版方面，系统可识别口语化或不规范表达，提升语言质量；在故事类文本中，系统辅助检查情节逻辑和人物关系，对背景知识进行准确性验证；教育出版方面，系统可依据课程标准审查教材内容，确保知识点全面、清晰。
然而，调研结果同样显示，当前智能编校系统在深层次语言理解与复杂结构处理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大量人工干预。一是在语义理解、近义词区分与语境适配等环节，智能编校系统易出现不当替换、句式结构机械重复等问题，易干扰原文表达，反而增加编辑的复核负担。二是在更高阶的结构逻辑校验方面，仅约24%的从业者认为系统能准确识别逻辑性错误。多数受访者指出，系统尚难支持段落间因果关系、标题结构一致性、章节跳号及图表编号错误等全文层级的逻辑判断。三是在处理图表、图文混排及长文档格式规范方面，系统难以胜任复杂出版物的高标准要求，功能适配性和处理稳定性仍待提升。
针对实际应用，调研进一步归纳出当前智能编校系统在出版流程中的四类典型应用场景：一是表层语言规范，系统可高效识别错别字、标点误用、语法结构混乱等基础性问题，广泛用于初稿审校和格式规范处理；二是结构逻辑识别，系统具备一定的语义链条判断与段落逻辑检测能力，能够辅助发现上下文矛盾、章节编号异常、图表标注错误等深层问题；三是知识性内容核查，系统可初步完成术语误用、历史信息偏差、公式错误等专业校验任务，显著提升内容的准确性与规范性；四是合规风险识别，部分系统已可识别涉政、宗教、种族及隐私信息等敏感内容，在提升出版物政治安全与内容合法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典型场景共同构成了当前智能编校技术在出版流程中“从浅入深、多点嵌入”的功能图谱，反映出其在提升出版效率、减少编校差错方面的技术潜力与行业价值。
具体到知识性内容和合规风险控制方面，部分系统表现出较好的初步能力。约47%的受访者表示，系统在识别涉政、历史人物、敏感用语等风险信息方面具有较高敏感度，能够为出版物内容的合规性提供有效保障。编辑反馈中提到，系统能够提示政治表述不当、人物称谓不规范、民族宗教术语错误等风险问题，有助于避免编辑疏忽和出版责任风险。但同时也指出，在学科术语识别、引用内容准确性、复杂公式书写等方面，系统仍存在误判、漏判问题，术语库更新缓慢、图文内容处理能力薄弱，限制了其在专业领域的进一步渗透。多数编辑期望系统未来能在深层语义建模、专业知识图谱、图文语义融合等方面实现智能跃升，更好契合出版实践的多样化与专业化需求。
从业者普遍对智能编校系统在出版行业中的应用前景持肯定态度，表现出较高的持续使用意愿和功能拓展需求。调研数据显示，约80%的受访者愿意探索更多系统功能，74%计划维持或提升使用频率，表明该系统已初步融入编辑流程，具备良好发展基础。同时，76%的用户看好其行业前景，认为能有效提升效率、释放创意并推动业务创新。在未来期待方面，从业者尤为关注系统智能化水平，建议引入具备逻辑推理与结构识别能力的大语言模型（如DeepSeek），并对接中国知网、百度百科等权威数据库，增强知识类内容的识别与校验能力。用户还希望提升技术响应速度、功能适配度和更新频率。尽管当前反馈机制较畅通，但技术响应滞后仍为痛点。为此，建议建立专门反馈通道或出版社与供应商之间的固定对接机制，并加强双向沟通，提升系统迭代效率与用户满意度。
为科学评估智能编校系统的功能表现与应用成效，课题组构建了覆盖8个一级维度、26项二级指标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全面涵盖基本功能、编校质量、进阶能力、技术性能、用户体验、持续优化能力、数据安全保障与智能学习能力等核心方面。该体系以出版编辑流程为核心场景，融合用户反馈与行业规范，重点强化语义逻辑识别、术语校验、合规风险控制等关键指标的评估，确保结果具备较强的操作性、可比性和导向性。体系构建坚持科学性、系统性与用户导向相统一，力求在满足出版专业需求的同时，贴合实际应用环境，具备良好的扩展性与动态适配能力。下一阶段，将通过专家咨询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指标权重与应用机制，推动该体系在出版行业的标准化实施，发挥其在技术引导与系统优化中的支撑作用。
总体来看，当前智能编校系统已在出版行业中展现出重要价值，尤其在基础性文字审校与内容合规控制方面具备显著优势。然而系统仍面临“语义理解弱、结构识别浅、专业适配差、学习能力低”等技术瓶颈，从业者对其智能化水平与专业深度的期待也日益提升。展望未来，智能编校系统的发展应从智能性、专业性、安全性三方面持续突破：一是应加快融合大模型与多模态技术，提升语义分析与逻辑判断能力，实现从“语言工具”向“认知助手”的演进；二是应构建覆盖多学科的知识图谱与专业术语库，推动系统向深层理解与领域适配迈进；三是出版行业需加强对数据安全与伦理规范的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系统在合法合规框架内健康发展。通过深化人机协作机制、提升系统迭代能力、优化使用体验，智能编校将成为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与质量跃升的重要支撑力量。
（撰稿人：郑 汉、余 强、许 洁、陈慧鹏、曹星月）
（下转第7版） （上接第6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
专业学术数据库研究
发布人：徐 静（电子工业出版社党委委员、总编辑）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加速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美在数据和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就在今年，美国开始实施针对跨境数据的新规，包含基因组数据、个人健康数据等大型学术数据库对中国科研人员实施登录限制，采取进一步管控，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学术数据库作为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基础设施，其战略价值更加凸显。
当前，我国专业学术数据库建设已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数据库从单一资源存储向全链条知识服务转型，全球学术出版格局加速重构，技术驱动的服务升级已成为行业核心竞争力，建设高质量、系统化的专业学术数据库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战略选择。这些年，电子工业出版社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一带一路”等领域进行产业政策研究，同时在加强专业数据库建设、推动出版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开展探索，推出了“悦”系列、国之重器、集成电路产业研究等多个数据库知识服务产品。
国内外专业学术数据库发展概述
一是专业学术数据库研究范围。本研究共调研国内外主流专业学术数据库23个，涵盖人文社科、理工、经济金融、医学等多个专业领域，对比分析功能特色、开放生态及运营模式，探索专业学术数据库在知识服务转型背景下的演进路径与创新方向。二是专业学术数据库发展历程。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发展历经四个关键阶段，遵循“数据-知识-智慧”的螺旋上升路径，从“资源沉淀”向“价值共创”不断转型。三是专业学术数据库发展现状与对比概述。研究从“精准检索、AI智能服务、运营模式、开放获取”四个方面对国内和国外数据库进行了对比分析，整体呈现出差异化与趋同化并存的发展态势。国内在专业特色资源整合与基础服务供给上形成局部优势，但在技术深度、生态开放度与商业成熟度对比国际头部平台仍有差距。
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关键功能分析
单一资源存储到全链条知识服务的功能演进。从功能的复杂度与智能化角度而言，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功能经历了从单一资源存储到全链条知识服务的演进过程，涵盖基于精准检索的学术资源集成、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管理与组织、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术增值服务等功能进化。
“望远镜”到“显微镜”的功能专精。就功能的深度而言，尤其在AI技术的推动下，专业学术数据库功能从“望远镜式”广而浅的宏观科研发现支持，逐步转向“显微镜式”的专而深的微观科学证据验证。前者聚焦全景趋势洞察，快速生成知识图谱与研究热点，辅助科研选题与决策；后者则深度解析全文内容，提取实验细节与因果逻辑，构建多维证据链，助力假设验证与实验优化。
功能成熟度全流程分层对比。在科研全流程中，国内外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功能成熟度呈现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国外专业学术数据库在知识服务功能，尤其是AI应用的深度、广度及智能化水平上领先，国内虽快速追赶，但核心算法与数据整合能力仍需突破。
专业学术数据库运营模式分析及发展趋势
多粒度订阅模式为数据库提供稳定收入。学术数据库行业普遍采用订阅模式构建核心商业模式，国内的知网（CNKI）和国外的爱思唯尔(Elsevier)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知网通过“支持资源组合的整体订阅”策略突围，将海量文献资源拆解为期刊、学位论文等12类子库，开发医学/工程等学科专题包，支持高校按需组合采购，2024年实现数字出版收入21.88亿元。Elsevier则以“资源共享组合协议”模式破局，通过Scopus引文库与ScienceDirect期刊库的深度组合捆绑，同时Scopus平台的期刊、图书和会议论文等内容对数百万用户开放，打造科研全链条服务平台，该业务板块2024年创收31亿英镑。机构整体订阅提供不同颗粒度的数据库访问权限，支持客户按照不同需求灵活采购，通过配套增值服务增强黏性；个人用户则提供单篇文献、单次查询等按需付费、灵活实惠的服务。这种分层服务体系既保障了机构客户的资源管理需求，又覆盖了零散用户的临时性使用场景，形成了可持续的收益生态。
开放获取模式成为营收新增长点。开放获取模式不仅扩大了学术资源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可见度和利用率，同时更成为当下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全新营收增长点。Elsevier 2024年发布超过25万篇OA文章，同比增长30%，并新增50种纯OA期刊，总数超过890种，构成业内最大OA期刊群。Springer Nature更是迈过“出版的基础研究文章中以OA形式出版的占比达50%”的里程碑，2024年其基础收入同比增长6%至14.14亿欧元，主要就是OA期刊产品组合的出色表现。
依托学术期刊OA出版，专业学术数据库通过转换协议的采用，增加订阅量与下载量，拓展订阅用户市场并通过交叉销售运营提升除基础订阅外的交易性收入；同时节省管理成本，降低机构预算压力，保障长期订阅收入，推动订阅和APC收入双增长，这将是国内专业学术数据库开放获取模式发展的重要借鉴。
AI增值服务提供强劲增长动力。随着学术数据库逐渐从信息整合平台演进为科研生态系统的关键支撑，其AI增值服务已成为增强用户黏性、拓展运营收益的重要抓手。以Elsevier和Springer Nature为代表的国际学术出版机构，旗下专业学术数据库已不再局限于文献提供者角色，而是将AI技术嵌入其核心业务体系，通过布局“科研助手”与“智能服务平台”等AI增值服务，构建起贯穿科研、教育与产业多场景的服务网络。Scopus AI、ScienceDirectAI等AI工具带来的知识服务体验不仅巩固了原有的客户群体，推动服务续订，同时不断吸引新用户加入，新销售保持强劲增长，成为其业务板块的强劲增长点，也是专业学术数据库在数智化时代的创新可持续盈利模式。
基于上述对比分析，国内外专业学术数据库营收差距产生的原因可总结如下。一是学术影响力影响了专业学术数据库的订阅。二是国内OA出版暂未形成良性的出版和应用生态。三是研发投入差距较大，新技术带来收入有限。
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发展趋势可以总体归纳为开放化、智能化与全球化。开放化更强调学术资源在兼顾多方利益下的公益化服务创新，智能化则体现在学术AI助手的全流程、多模态学术赋能，全球化重在讨论全球知识传播共享路径的搭建。
我国建设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建议
在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专业学术数据库的建设需要构建“内容-运营-技术”三位一体的发展范式。
内容建设：垂直深耕与生态协同。国内学术期刊资源分散，存在“小散弱”的问题，建设的专业学术数据库影响力不足。建议以垂直领域深度开发为根基，通过“数据库+出版”的生态协同和资源互通形成内容护城河。比如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就成立了“工信科技期刊集群”，已经有83种优质期刊加入。
市场运营：精准定位与生态拓展。专业学术数据库运营管理面临复杂博弈，开放获取与商业权益如何平衡也是一大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发细分市场，以动态定价与差异化等策略开拓多层次市场空间。比如电子工业出版社“华信知识服务平台”基于工信领域，从基础服务层、增值服务层再到定制开发层，推进三位一体的多层次知识服务。
技术创新：智能驱动与体验升级。现在国内AI技术与数据库功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持续以最新技术驱动知识服务智能化升级，最终形成数据资源持续增值、用户需求精准满足、商业价值多元延伸的良性AI应用生态。
最终，内容、运营和技术这三个维度相互赋能，形成“数据驱动—需求反馈—技术迭代”的闭环流程，实现用户体验和知识增值的同频升级，共同推动学术数据库从传统文献仓储向知识创新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
（撰稿人：徐 静、郭 枫、马文哲、刘少轩、梁静）
山东出版传媒数字融合产业研究院
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与地方文化建设研究
发布人：申维龙（山东出版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文化建设正日益成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支点。古籍作为地方文化的核心载体，承载着地域文明的基因密码。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不仅是对文献的保护，更可以通过现代化阐释（如数字化转化、跨学科整合）等方式，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为地方文化建设及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双向赋能：古籍与地方文化的互动逻辑
古籍整理出版对地方文化的三大属性支撑。一是文化传承纽带：从文献保存到文脉延续。古籍整理通过系统性编纂、出版，实现地方文化的固态保存与活态传承。如《齐鲁文库》等古籍整理成果，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通过公共图书馆赠阅、数字平台共享，成为民众了解乡土历史、增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抓手。二是文化创新源泉：从资源挖掘到产业转化。古籍资源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多元素材，文学领域，名著《聊斋志异》成为众多融媒体的创作源泉；存藏领域，孔府档案修复成果展通过沉浸式体验，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策展结合；产业领域，淄博陶瓷企业依据古籍工艺记载，开发“齐陶”系列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三是文化认同载体：从地域特色到精神归属。古籍通过彰显地域文化独特性，可以强化民众身份认同。如《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等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将儒家思想转化为现代公民道德教育内容。
地方文化建设对古籍工作的反哺机制。一是需求导向：从学术研究到大众传播的立体化诉求。地方文化发展催生古籍整理的三大转向：深度挖掘，从文本校勘到文化解码；广度拓展，从经典文献扩展至民间文献，丰富地方文化多样性；形式创新，从纸质出版到多媒体传播。二是保障体系：政策、资金与人才的三维支撑。山东正逐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如设立古籍整理专项基金，将《齐鲁文库》等项目纳入“文化强省”考核；实施“三个一批”人才工程，培养“整理研究—修复技术—出版传播”各层级人才，计划10年内培养100名以上专业人才；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古籍整理合力。三是技术赋能：数字化与国际化的双轮驱动。数字化方面，山东拟建成“古籍数字化平台”，整合全省300万叶古籍数据；山东大学则将运用AI技术开发自动标点系统，将古籍整理效率提升40%。国际化方面，准备通过“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回收海外山东文献2000余种。
实践路径：山东经验的范式解析
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与治理体系的协同。2025年5月底，山东出台了《2025—2035 年古籍工作规划》，设定“三阶段”目标：2027年初步建立协同机制，2030年形成阶段性成果，2035年实现古籍活化重大突破。在治理层面，构建“政府主导—文旅部门统筹—高校/出版机构执行—公众参与”的四级体系。
重大工程引领：文献整理与文化标识的共建。作为山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献工程，《齐鲁文库》分9编收录4000余册文献，构建起从先秦到现代的完整文化谱系，其编纂遵循“内容权威、装帧精美、数字同步”原则，首批成果获得社会好评；《儒典》以“三个一流”标准（著作、作者、版本），精选215种文献，被学界誉为“儒学精华之典”。
活化利用：从学术殿堂到大众生活的转化。一是教育浸润：全学段古籍文化普及。比如在山东省推行“古籍进校园”工程，中小学开发《论语故事绘本》等校本教材，通过“晨读经典”“古籍修复体验课”等形式，年均覆盖学生超200万人次；在高校开设“古籍保护与数字化”微专业，构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的立体化培养体系。二是文旅融合：古籍资源的场景再造。主要是依托古籍记载开发“文化探访路线”，如曲阜“论语之路”串联孔庙碑刻、《儒典》展示馆，游客可参与祭孔仪式、体验竹简抄写；淄博“齐文化遗址公园”以《齐书》记载为蓝本，复原稷下学宫辩论场景，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此外，“海源阁晒书大会”“泰山古籍文创节”等活动，也可将古籍元素融入现代节事，形成“古籍+节庆”的消费新场景。三是数字创新：技术驱动的传播革命。如山东构建“一库一平台多终端”体系，利用“山东省古籍书目联合数据库”整合全省古籍目录，实现“一站式”检索；再如山东大学研发的“古籍智能问答系统”，日均解答学术咨询超千次，推动古籍从“沉睡资源”到“智慧资产”的跨越。
保护体系：预防性修复与活态传承的平衡。一是普查与修复。山东省实施的“古籍普查登记工程”，目前已完成全省80%以上古籍的数字化著录，发现濒危古籍3000余册；依托“山东省古籍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年均修复古籍2万叶，其中孔府档案修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二是民间参与。山东省将建立“古籍寄存制度”，鼓励民间藏家将古籍委托公共机构保管；开展“民间古籍修复师”认证，培训社会志愿者300余人，形成专业机构与民间力量互补的保护格局。开展民国线装书普查、姓氏家谱整理，收录民间契约、宗教经卷等“小众”古籍。
挑战与展望：从区域经验到全国范式的探索
现存挑战：资源、人才与传播的瓶颈。一是资源整合存在难题，基层古籍存藏分散，如乡镇图书馆古籍占比不足5%，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完善。二是人才结构性短缺：全省专业修复师不足百人，数字化人才缺口超千人，高校学科设置与行业需求存在脱节。三是国际传播短板：古籍外译多集中于儒家经典，齐文化、海洋文化等特色领域译介不足，海外受众覆盖率低于20%。
未来展望：四大战略方向。一是数字化深水区突破：建设“元宇宙古籍馆”，运用虚拟人技术还原古籍编纂场景；开发“古籍基因图谱”，构建可交互的文化知识库。二是教育链深度重构：推动“古籍保护与整理出版”纳入新工科、新文科建设，设立“古籍智能处理”交叉学科；开展“古籍大师工作室”计划，邀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带徒授课，传承修复技艺。三是产业生态化拓展：打造“古籍IP孵化器”，联合影视、游戏企业开发衍生作品，如策略类手游《稷下风云》；建设“古籍文化生态园区”，融合出版、展览、体验、餐饮等业态，形成文化消费闭环。四是全球传播体系构建：如实施“齐鲁文化全球行”工程，于“一带一路”国家设立100间“尼山书屋”等。
结论：本研究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揭示古籍整理出版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共生逻辑：古籍作为文化基因的“存储器”，为地方发展提供精神原力；地方文化建设则通过需求牵引、技术赋能、价值转化，赋予古籍新的时代内涵。山东的实践表明，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提升地方软实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未来，需以数字化为引擎、以教育为纽带、以产业为载体，构建“保护—研究—转化—传播”的全链条生态，让古籍从“故纸堆”中走来，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绽放光彩。
（撰稿人：申维龙、李运才、王 路、刘 强、刘海军）
上海出版研究院
阅读推广人实践：角色、挑战与制度支持
发布人：邓香莲（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出版研究院副院长）
数字化时代，阅读推广已成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其中阅读推广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阅读推广人作为连接读者、书籍、知识和文化的中介，不仅推荐书籍，更传播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塑造更加开放、包容与和谐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近年来也逐步重视阅读推广人群体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2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开征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第二章第十五条提出“国家支持全民阅读推广队伍建设，鼓励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从事阅读推广，为公民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阅读指导或者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阅读推广人、志愿者等提供培训……提高阅读推广能力”。
阅读推广人的核心素质
研究发现， 阅读推广人的核心素质包括三点。一是强烈的阅读热情与奉献精神。优秀的阅读推广人通常对阅读怀有深厚的热情，并致力于将这种热情传递给他人。与此同时，阅读推广人还需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因为组织活动往往需要消耗大量个人时间和精力，甚至需要自掏腰包。二是卓越的创新能力。阅读推广人需要具备创新力，能够根据受众需求设计多样化的活动形式。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活动形式上，还包括利用数字化平台扩大活动影响力。三是出色的沟通能力。好的阅读推广人还需要具备卓越的沟通能力，能够通过阅读活动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凝聚力。以上三种素质不仅能帮助阅读推广人克服实践中的挑战，还能够帮助他们设计出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活动，从而推动全民阅读事业的发展。
阅读推广人的功能与意义
阅读推广人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阅读推广人有三种关键社会功能：一是文化中介者，阅读推广人作为连接书籍内容与读者群体的桥梁，通过活动设计与内容推荐，促进了文化资本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有效流通与转化。二是社会动员者，阅读推广人通过建立社群平台，将个体的阅读行为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具有持续动员力的社会网络。三是社会学习榜样，阅读推广人以自身阅读经验、互动交流方式提供行为示范，为读者树立可模仿的榜样，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与认知工具，引导更多人主动参与阅读活动。（下转第8版） （上接第7版）
阅读推广人的意义有三点：一是促进文化资本的流通与转化。文化资本，即通过教育、阅读和文化活动积累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是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重要资源。阅读推广人通过策划多样化的阅读活动，如读书会、讲座、书展等，将书籍中的文化资本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他们不仅推荐书籍，还通过引导讨论、分享阅读心得等方式，帮助受众深入理解书中的思想与价值，从而将文化资本转化为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实践智慧。二是增强社会文化的凝聚与共识。在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感的缺失往往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阅读推广人通过建立交流渠道，如线上社群、线下读书会等，为不同背景的个体提供了共同的文化交流平台。在这些平台上，参与者通过分享阅读体验、讨论书籍内容，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阅读的集体身份认同。三是推动个体行为转变与社会进步。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体通过观察、模仿和认知处理，从他人的行为中学习并改变自己的行为。阅读推广人通过示范阅读行为，如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展示阅读带来的积极变化，为受众提供可供模仿的榜样。这种示范作用不仅激励更多人参与到阅读中，还促使受众通过阅读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如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等，最终汇聚成社会进步的动力。
阅读推广组织的形态特征、实践方式和挑战
研究发现，阅读推广组织具有形态上的多样性，除了政府/工会背景的正式读书组织，还有大量民间自发的读书组织。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资金来源和活动的稳定性。工会背景的读书会，有坚实的物质和政策支持，能够高质量持续开展活动；而民间自发的社区读书会往往缺乏稳定的资金和资源，其运作主要依靠推广人的个人投入和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因此也面临资金缺口和人手不足的挑战。
阅读推广人可以通过丰富的阅读推广实践为读者提供支持和引导，这些推广实践活动包括提供阅读指导和推荐阅读书单、组织读书会进行讨论和分享、开展互动性工作坊、组织线上共读平台等。优秀的阅读推广活动往往结合多种实践方式，活动内容丰富、方式灵活多样。
研究发现，当前阅读推广活动中存在三个挑战。一是资金短缺与活动持续性难题。缺乏稳定资金来源使得推广人常常需要自费维持活动，影响了推广活动的规模化和长期持续性。二是阅读推广人员不足问题。阅读推广组织个体依赖性强，团队化运营程度不够。读书会还面临推广团队人员更新缓慢的问题。三是数字化传播与传统读书会模式之间的平衡问题。年轻群体适应数字化传播模式较容易，而老年群体则明显接受度不足，难以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参与阅读活动。
政策支持和优化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政策支持和优化路径。第一，建议支持性政策从“阅读推广人”培养转向“阅读推广团队”建设。在阅读推广领域，传统的政策支持往往侧重于“阅读推广人”的培养，即通过培训、激励和资源支持，打造一批具有专业能力和热情的阅读推广人。随着阅读推广活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单纯依赖“单兵作战”的模式已显露出其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未来政策应从“阅读推广人”培养转向“阅读推广团队”建设，只有依靠团队的力量，才能确保阅读组织的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第二，强化对优秀民间读书组织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建立专项资金与政策扶持渠道，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读书组织探索资金可持续的运营模式。民间读书会在凝聚社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它们不仅是阅读推广的重要载体，更是社区成员之间建立联系、分享思想和情感支持的平台。然而，许多读书会依赖于推广人的无私奉献和有限的社区资源，难以长期维持活动的开展。活动组织、书籍采购、媒体宣传等基本开支往往成为组织者的沉重负担。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优先选择那些运营良好、影响力较大的民间读书会，在资金和场地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同时鼓励民间读书组织探索多元化资金来源。第三，提升老年人数字化能力，提供针对老年群体的数字技能培训，线上线下结合推广老年阅读。研究发现，许多老年人对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存在一定困难，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开设培训课程、提供操作手册或组织志愿者一对一辅导等方式，帮助老年人掌握基本的数字技能，如使用电子书、参与线上讨论、浏览社交媒体等。这种支持不仅能够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化素养，还能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第四，分层施策，精准支持不同社会群体的阅读需求。对于儿童与青少年群体，阅读推广活动应注重趣味性和互动性，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对于年轻人群体，阅读推广活动应结合其职业发展和社交需求，提供更具实用性和吸引力的内容。对于专业与成熟受众，阅读推广活动应注重深度和实用性，满足其持续学习和知识分享的需求。第五，构建激励机制，激发阅读推广活力。可以设立阅读推广相关激励机制，定期评选并表彰在阅读推广中表现突出的组织和个人。政府可以将阅读推广纳入城市文化建设考核标准，推动阅读推广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阅读推广人在塑造阅读文化、建设文化生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在政策支持、推广人团队建设和创新实践等多方面精准施策，将有助于增强阅读推广工作的可持续性，并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在数字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撰稿人：王 婷、邓香莲、和晓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院
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发展经验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启示
发布人：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智库课题组选取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以及阿拉伯地区国家等多家具有代表性的知名大学出版社，设计涵盖企业基本信息、出版方向、作者构成、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机遇与挑战等多方面内容的问卷，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邀请多位知名出版专家和从业者进行访谈，深入了解各地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借助在线数据库和国内外出版业相关数据，为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支撑。通过综合分析，梳理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共同特征和面临的相似挑战，剖析成功案例，总结发展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提出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的核心优势与共性特征
追求学术严谨性：品质为基，权威为本。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普遍将学术严谨性视为立社之本，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确保出版物达到卓越的学术水准。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书稿出版前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同行评议，并由编辑理事会进行最终审查投票。对学术质量的极致追求，使其出版物在全球学术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加强与学术界深度互动、构建强大的学术网络：融合共生，协同发展。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通过与全球高校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深度合作，构建了强大的全球学者网络。牛津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等也通过与全球顶尖作者、高校、学术组织的合作，建立起多维度、跨文化的知识传播体系，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重视全球视野与长远眼光：追求知识的价值。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始终以全球视野审视学术出版，注重知识的长期价值。哈佛大学出版社汇聚了世界顶尖的作者队伍，对知识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多元呈现，使其在全球学术出版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共同挑战
经济压力：资金链的脆弱性。欧美大学出版社普遍为非营利性质，依赖大学或出版社的出版基金、大学拨款、社会捐赠等，资金链比较脆弱。例如，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出版社由于州高等教育体系预算削减，大学不再向出版社发放资助，因资金短缺于2014年关闭。历史上一些美国大学出版社也曾因财政压力面临生存危机。
市场覆盖面窄：学术与市场的平衡难题。学术著作的专业性强，市场覆盖面窄，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哈佛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120~150种图书中，相当一部分是面向特定学术领域的研究著作，虽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相较商业出版社而言，市场销量有限。
数字化转型压力：传统与创新的博弈。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模式亟待转型。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纷纷摸索和尝试各种数字转型模式。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推出了Cambridge Core平台，整合其400余年来积累的学术资产，收录超4万本电子图书和400余种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率达63%。
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的全球化发展路径
构建全球学术网络与合作体系：优化全球学术资源布局。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通过构建全球学术网络和合作体系，实现了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球影响力的最大化。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和办公室，全球雇员超6000人。剑桥大学出版社通过与全球2000余家教育和研究机构签订开放获取协议，使全球研究者能便捷获取高质量学术资源。
创新学术成果传播机制：提升学术传播的效率与影响力。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通过创新学术成果传播机制，显著提升了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和传播效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继期刊的开放获取之后，开始推出图书的开放获取计划。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2021年推出图书开放获取的“直接开放”计划，平均每部作品在线阅读量达2694次，总学术引用近1100次。
注重本土化运营：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深度融合。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在本土化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分公司由当地团队主导，实现了销售额的大幅增长。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香港设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并与多家内地顶尖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出版关系。
推动学术标准的国际化：掌握学术规范的话语权。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通过推动学术标准的国际化，提升在全球学术出版领域的影响力。例如，《芝加哥手册》成为大部分英语和非英语国家英语写作的权威格式参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通过该手册提升了其在英语内容编辑出版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多语种出版与文化多样性：打破语言壁垒，扩大学术影响力。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通过多语种出版与文化多样性，显著提升了其全球影响力。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启动了“Global Voices”计划，支持非英语学者的著作翻译出版，打破语言壁垒。
区域化内容合作：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学术交流。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通过区域化内容合作，扩大其全球影响力。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海外与当地机构合作研发定制小学英语课程；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市场推出以“阅读英语，探索亚洲”为主题的英语分级读物，融入诸多中国故事和元素。
给中国大学出版社带来的启示
第一，战略定位上，中国大学出版社应实现从单一“文化输出”向构建“知识共同体”的转变，通过建立全球学者网络，促进学术对话，提升学术影响力。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北大文研院合作的“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向海内外介绍从中国视角和历史出发的重要原创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不仅在全球50个国家建立办事处，还和25国政府机构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第二，发展路径上，构建“标准-平台-生态”三位一体体系，中国大学出版社应加快数智平台建设，提升学术传播的效率，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标准的制定，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第三，政策扶持上，优化制度设计，助力大学出版社数智化转型。包括优化出版资源配置，对重点学术出版项目给予专项扶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赋予出版社适度的经营自主权；对学术出版物实施税收优惠，以降低运营成本；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设立示范性数字出版项目等。第四，协同推进，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建立多语种翻译体系。国内大学出版社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联合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多语种学术翻译体系，重点支持中国特色学科的多语种国际传播。
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情况为国内大学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借鉴。中国大学出版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本、标准引领、生态协同”的发展理念，力争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等联合推动，在全球学术传播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全球知识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的声音和智慧。
（撰稿人：刘光宇、杨 扬、臧伊茗、王芳卉、吴 淼）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国际出版研究中心
跨国治理视域下的国际出版行业协会：现状、路径与应对
发布人：孙敬鑫（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
出版行业协会是出版业参与出版治理的重要平台，具有立场表达、利益协调、提供公共服务等功能。当前，各国出版业积极探索本土化出版治理道路，合作建立多层级的国际出版行业协会体系，直面跨国出版治理中的问题，正推动国际出版领域的机制与规则向“公平、公正、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由参与国际出版活动的企业自发形成，已成为国际出版领域的重要跨国治理平台与规则塑造力量。当前，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发展状况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正深度塑造多维立体的跨国出版治理格局，搭建起“一个主体、两个平台”的核心架构。“一个主体”指国家级出版行业协会。国家级出版行业协会不仅是一国内部的出版行业自治组织，更是该国出版业在全球性与区域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代表。“两个平台”指全球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和区域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其中，全球性出版行业协会可以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两种类别，分别以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为典型代表，而区域性出版行业协会的类型更为多元，既可能同区域一体化进程相关联，也可能依托跨境民族身份与共同语言而建立，或根据约定俗成的世界地理分区确立成员资格。
第二，国际出版行业协会的地理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平衡性。在区域层面，欧盟与欧洲经济区的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数量最多，并且国际出版领域历史最悠久的跨国组织——国际出版商协会的总部就设在该区域。在国别层面，美国是拥有全球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总部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次为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法国等。各国所集聚的协会各有特点，例如，总部在美国的协会均为特定专业领域的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涉及大学出版社、新兴的数字出版、社科学术类出版等领域。位于荷兰的类似协会平台侧重科技与学术出版，瑞士则是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总部所在地等。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推动跨国出版治理路径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对外代表协会成员的利益主张，通过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和促进业界与政府的沟通来影响跨国出版治理的总体方向。一是维护出版企业的合法所有权，推动各国完善版权相关的法律规则体系，如非洲出版商网络通过提供法律援助、代表业界与当地政府协商等方式来协助成员打击通过海外印刷和进口贸易方式实施的盗版侵权活动。二是保障出版企业的合法经营权，推动制定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公平性的政策措施，保护与数字化平台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出版企业，如欧洲与国际书商协会长期呼吁以法治手段治理有关大型数字平台的市场主导地位滥用问题，并代表欧洲出版业的利益诉求参与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的制定过程。三是降低税负，为出版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如欧盟财政部长会议在2018年作出降低电子书税率的决定，欧洲出版商协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游说作用。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对内推动利益协调，提供行业服务与公共产品。对内的利益协调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相关协会在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等关键领导人物时，既需考虑个人工作能力，也要充分评估不同地域、文化与族群的代表性。二是相关协会的核心议题往往反映着该协会大部分成员的首要利益关切。同时，相关协会将成员缴纳的会费转变为俱乐部产品，并引导成员参与供给有助于维持出版市场长远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此外，国际出版行业协会还在全民阅读推广、识字率提升等领域推动一系列公益性项目的落地，促进国际出版业界达成战略共识，彰显出版业的社会责任。
提升国际出版行业协会跨国治理效能的
中国方案
通过对国际出版行业协会的梳理与研究，中国出版业可从平台创制、议题塑造、战略对接三个维度着手，构建“平等、公正、包容、互惠”的跨国出版治理体系。
加强互学互鉴，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出版合作平台。在国际性书展期间举办的行业研讨活动有助于将书展从单一的版权贸易平台提升为沟通与交流国际出版业新动态与新规则的平台。例如，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举办的“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中国出版企业可发挥主动性，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区域出版业合作网络。这一网络以务实合作为主，尊重和鼓励合作伙伴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本土化表达。同时，该网络还立足现有平台——“中国—东盟大学出版联盟”“中国—中亚出版合作体论坛”以及更广范围的“‘一带一路’出版联盟”“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等，用灵活的、非正式的、自愿的合作机制来交朋友、找机遇。
推动守正创新，围绕真正符合国际出版业界长远利益的议题贡献中国智慧。2024年12月，第34届国际出版商大会达成的《瓜达拉哈拉宣言》提出，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应保护创新性劳动和知识产权，而中国可立足本国人工智能软硬件产业发展较快、综合实力较强的有利优势，依托《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等多个倡议文件，提供一系列关键公共产品。
实现战略对接，针对合作开发潜在市场的目标建立出版业跨国协同机制。战略对接意味着将中外出版业治理体系中有关发展合作的倡议结合起来，合力开发潜力较大的出版市场。例如，国际出版商协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了四次区域出版业发展会议（国际出版商协会非洲大会），并在疫情期间建立了非洲出版创新基金，资助非洲出版业改善基础设施，而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协助非洲出版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重视非洲自主知识的生产，以《肯尼亚植物志》为代表的联合研究项目推动了非洲本土植物学知识的自主生产进程。对此，中国相关机构与国际出版商协会可对接彼此的市场开发战略,共同就突破出版业软硬件发展瓶颈进行协作，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贡献。（撰稿人：汪圣钧、王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