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个基本论断，也是我们各级教科书中长久宣扬的论调。罗岗的《人民至上》是一部弥足珍贵的著作，这一珍贵不仅仅在于其重提人民历史观，更在于其没有简单地将空洞的人民概念套用在史料之上，而将人民重新置于一个理论考量的具体语境，详尽考察人民是从何而生又向何处而去的。换句话说，这部著作所要论证的正是人民在中国何以可能的，以及我们又应当如何在对人民的把握上理解今日之中国的。

　　简单地说，人民不是一个时代多数人所构成的集合概念，当我们谈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时，人民已然被我们视作一个历史的主体，进而这一概念的主体行为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得到体现。而这部著作所要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人民是如何为中国革命的推进所构造出来的。

　　罗岗在书中发问“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实质上转化成了另一个追问，即对“谁是人民”的追问。人民这一概念的兴起，正与中国近代以来不同阶级努力救国又依次失败的经历有关，正与中国共产党最终团结了以四大阶级为代表的多数人才取得的成功紧密相关。这段话无疑可以构成这部著作的最好概括。乡里空间的崩溃与士绅共和国的失败，迫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唤起这个国家的最大多数，不让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革命的主体，就无法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因为观念的颠倒，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次根本的颠倒。罗岗以瞿秋白和鲁迅关于莱莫斯神话的论述来展开了这一讨论，其实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句充满辩证法内涵的名言所告诫我们的是，群众既构成了革命力量的最根本来源，又必须在新的形势下加以新的铸造，必须将群众铸造成为新的具有历史主体意识的人民，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然而亦有西哲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书写无疑深深地根植于当下，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着当下乃至未来。时下流行的历史书写承接传统，将数千年的中国史解读为一部官绅对立史，这一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不存在问题，但这一缺失了人民维度的历史观，恰恰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共和国这个最大的当代政治。无疑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断裂，它使得延绵数千年的传统共同体真正地被打破。

　　而罗岗老师的著作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观，它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历史的又一次开端，而我们毋宁说正是为这一伟大历史所开创的新的中国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这一新产生的中国人民，已经并且仍将继续创造我们崭新的历史，而绝不会滞留在数千年历史的拖累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中国人民也仍是年轻的人民，开创性的未来仍处在中国人民之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为人民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