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民国最完整、最系统的海外图文报道史料，原貌呈现《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这不仅仅是一段民国历史，更是一段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

　　○余  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副总经理副总编辑）

　　沈弘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推出了民国长卷，跟晚清卷相比，这套书更有看点，在某种意义上，这套书是晚清卷的升级版。晚清卷的速写、绘画毕竟跟我们隔了一层，民国长卷以相片为基本的呈现形式。“镜头不会撒谎”，这样报道的民国是民国的真实。自然，拍摄者的眼光、心思影响了镜头的取景内容，其中会有偏见：对东方情调的猎奇和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等等。但时过境迁，傲慢与偏见会烟消云散，镜头中的内容诉说着它本来的理智与情感，呈现出历史的意义。

　　晚清卷的中国无论有多少事件、紧张、屈辱，它在总体上是传统中国的缩影，其中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性，老大、懑憨、自得、精致等等。但进入民国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状态，事件真正成为事件，紧张真正显得紧张，屈辱也真正变得屈辱。这个升级版的中国，从自我满足的状态，一变成为各种主义、思潮、中外势力角逐的大戏台。《伦敦新闻画报》对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呈现，无论如何主观，仍把两种时代精神呈现出来了。如果晚清卷里的中国历史演进的步伐还显得模糊、晦暗不明的话，民国卷里的中国史几乎五年十年就能看到清晰的变化。

　　雷颐在序言里点明了一种阅读经验：一页页翻过去，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最多的是军阀和国民党人，偶有共产党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的报道占居主流，但共产党的报道越来越多，最后一两年，有关共产党的报道开始占多数。军阀－国民党－共产党，政权的依次更迭，宛然而现。1948年，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时刻了，有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硕大的信封，邮票一张紧挨一张密密麻麻，粗略数一下，贴了上百张，难怪要那么大的信封，邮票总面值上亿。原来是一封从中国寄往新加坡的挂号信，也就是说，印邮票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邮资的上涨。这种政权还有多少时日？尽在不言中。

　　《伦敦新闻画报》不是故意丑化国民党，在该书中，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有过光荣的时刻，无论是给蒋介石的镜头，还是报道北伐时国民党的锐气，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艰苦卓绝，都让人有一国新生的气象。但其兴忽焉，其亡勃焉。美、苏、英、中的四大国领袖之一，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在抗战后短短的三四年，就成为被通缉的“战犯”“全民公敌”，黯然失掉了政权。这其中的经验教训，雷颐说，“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很多论者把民国史看作是一段动荡的历史，人们一度认为那是“黑暗的”中国；但随着社会近十年间对民国的再认识，我们知道“民国范儿”“赳赳民国”一类的存在，我们知道民国是各种主义、思潮角逐的舞台，或者说，是中国以最开放的状态，接纳、试验各种主义思潮的时代。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与外，都在这一时代的平台上表现自己，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主义等等，都展示了自己的可能性。历史学家感叹民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试验了西方两百年来各种主义，但一般人难以想象这种试验是什么情形，读过该书的人多少能够了解一二。

　　我们看待民国的关键词是变化，《伦敦新闻画报》也展现了这种变化，但它的关键词更可能是“丰富”“混搭”。在我们以为必然如此的地方，外人有另外的角度。当年罗素来中国就感叹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一种混乱的自由。尽管新与旧有对立，甚至历史的变化也是新进旧退；但在《伦敦新闻画报》的报道里，它们一起组成了中国社会的丰富性，传统与现代、中与外、摩登与保守、精英与底层，都自如地表达。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从开叉开到大腿的旗袍到中山装，如无后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见，民众的服装或者会跟邻国一样，呈现出民族服装与现代服装并存的格局。

　　尽管变化如此剧烈，但在外人的观察里，中国人有不变的一面。《伦敦新闻画报》一再对“天朝人”的平静进行报道，他们从普通人的面孔以及休闲等日常生活中认知到了中国人的心性；其实，不仅英国记者对此有印象，就是当年驻中国的美国人、俄国人也对中国人的老成持重、忍耐和超脱印象深刻。这种不变的生存，在今天对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谜。民国的开放性令人吃惊，阅读该书可让人理解今天社会开放的可能性，在开放与不变之间，在文明与认同之间，我们中国人一代代地写下自己的答案。这些解答对外人对后人都有教益。或者这也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