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叙事艺术中，历史小说一直是最重要的形态。小说源于历史，已经是一个文学史的常识。在当代写作中，因为要在“既定的意识形态中讲述革命的起源、发展和承诺”（黄子平语），生产出了历史小说的特殊形态——革命历史小说。自1990年代以来，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重写或者反写，是重要的写作潮流，在这一波潮流中，家族史、地方史构成叙述的主角。在这个谱系里，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

　　李亚的长篇新作《花好月圆》可以放在这个坐标里阅读和解释。作品借用口述史或回忆录的模式，通过一个乡村青少年的曲折成长经历，反映岁月交叠时代更替风云变幻之际不同的世间气象，揭示了一个人抑或一群人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命运和心灵的变化过程。

　　毫无疑问，《花好月圆》最大的独创性不在于所叙内容，而在于叙述方式。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居然全部用第一人称完成。为避免第一人称叙述带来的单一化，李亚同时采用了对话式的讲述方式。这种“第一人称+口述史”的双重结合把“亲历性”和“疏离性”协调起来，亲历性指向一种历史的“真实”，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物质现场，而“疏离性”则指一种“远距离”的观察，在时间之中对历史的“真实”提出反思和质疑。现在，不仅仅是主人公“李娃”在讲故事，同时也是“我”在听故事，在“讲”与“听”之间，历史的复杂形态——尤其是历史本身的歧义和多途就被建构起来了。

　　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花好月圆》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自叙传体，但是从故事呈现的角度看，它更接近于中国古典的说部，而不是“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在《花好月圆》中，个人性虽然也时时与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关系，但却未被这些事件同化，而是牢牢地坚持着自己的个人性，而其坚持个人性的法宝，则是“传奇性”和“世俗性”。

　　他，一直是个乡民。正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这是一部小人物的生命史，也是来自民间的述说。李娃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讲述者，他来自亳州李庄，最终又回到了亳州李庄，他讲述所面对的对象也是亳州人，他的侄子，所以在他的讲述中充满了亳州的色彩，‘咱们李庄’几乎写满了全书的每一页，在这里体现出的不仅是李娃根深蒂固的乡土意识，更是李娃所采取的言说立场，即他是在乡土——民间的角度上进行述说的，在这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作者的民间立场，从民间立场而不是精英立场，我们才更信任‘李娃’的讲述，‘李娃’的讲述也才更自由，更随性，更像是一部民族的‘秘史’。”

　　对李亚来说，他用“李娃”这个角色来讲述，又用“我”这个角色来倾听。他将姿态彻底放下，不是用那种自以为是的“个人”“民族”和“家国”来给其小说命名，而是用了一个极其通俗的“花好月圆”来统摄其讲述，所谓花好月圆，不过是最普通世俗的祝福，而这普通和世俗，恰好是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人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