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靳艺昕 赵依雪

　　日前，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以下简称“特贡奖”）揭晓，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者获得了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颁发的这一最高奖项，包括6位翻译家、4位出版家和5位作家。本报记者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会议间隙及展会之后采访了多位获奖者，请他（她）们谈一谈对中外文化交流及出版合作方面的看法和建议。

　　傅雪莲：余华正进入意大利“高考”

　　“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意大利翻译家傅雪莲（Silvia Pozzi）由衷地表达了喜悦和感动之情。

　　傅雪莲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本届特贡奖得主中汉语说得最好的几位之一。她早年在意大利一所大学学习中文，1995年来到四川大学学了一年汉语，1998年又到武汉大学学了一年，1999年开始从事中译意文学翻译工作。她曾翻译过铁凝、余华、阿来、残雪、阿乙、鲁敏、路内、林白、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她积极参与组织中国作家赴意大利的文化交流活动，协助余华、冯唐赴意大利的文学交流活动，还与意大利著名译者李莎（Patrizia Liberati）共同参与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外出版深度合作”互译项目第一辑——《潮166：食色》意大利文版的翻译，该小说集收录了8位中国作家和8位意大利作家围绕食物和爱欲双重主题创作的16篇短篇小说，出版后获得了意大利文化部颁发的翻译与文化交流奖，该奖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化奖项之一。

　　“如今，意大利的读者对刘慈欣、余华等中国作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刘慈欣带动更多中国科幻文学吸引大批粉丝。余华在意大利也炙手可热，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翻译成意文版，只剩下他儿童时代的一些随笔尚未翻译。余华已经跨出文学圈，成为一位现象级明星。”傅雪莲的言语中流露出兴奋之情：“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最近有个类似中国高考的高中毕业考试，学中文的学生在完成一篇用意大利文写的论文之外，还要参加语言类口试和笔试，笔试卷里居然有一道针对余华《我为何写作》的阅读理解试题。这足以说明余华在意大利的受欢迎程度。”

　　意大利出版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就是将中国文学作品从中文直接翻译成意大利文。“意大利最大的出版集团蒙达多利（Mondadori）2017年曾将《三体》从英文翻译为意大利文版，但是我认为不应该以另外一种语言为桥梁来传递文学作品。这样的话，作者的语言风格会损失很多，作品的内容精髓也无法更全面、真实地传达。”傅雪莲表示，蒙达多利听取了这一意见，决定从中文版重新翻译《三体》，邀请她和另一位译者玛蒂娜·贝尼尼（Martina Benigni）担纲译者，前不久她刚刚将中文版《三体》上册译为意大利文版。

　　谈到最早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傅雪莲表示，她从小就非常喜欢看书，高中时学过拉丁语、古希腊语，年轻时被“我从哪儿来”“外星人是怎么回事”等各种问题所困扰，但是从意大利文化和文字中找不到答案，就想到历史悠久、距离较远、文化不同的中国可能会有答案，虽然也没找到想要的答案，但萌生了一种信念——这辈子要把中国文字融入自己的生命，因为中国文字不只是中国的，也代表了人性，能让更多意大利读者欣赏中国文学的可贵、多元和美丽。

　　“最早吸引我的中国作品是《红楼梦》《庄子》，这两部作品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魅力。”傅雪莲说起对中国文学的感情娓娓道来，“我看过很多遍《庄子》和《红楼梦》，以后还会再看。因为每次看都可以发现新的世界，它们不只是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有非常细节化的生活描述，可以把我带到人物生活的那个朝代，《庄子》的文字有美丽和幽默的成分，富有想象力，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余华的作品则可以让人开怀大笑或感动落泪。这些作家都非常会讲故事，这是中国优秀作家的特点。会讲故事非常不简单，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更能够吸引读者关注。”

　　傅雪莲除了在米兰比可卡大学教授中文，还在米兰另一所大学为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做文学翻译培训，2016年还创立了永恒翻译工作室。“我想在年轻的翻译家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沟通解决翻译中的问题，并让更多意大利读者能欣赏可贵、多元而且美好的中国文学。”

　　傅雪莲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专家、大学教授、作家、汉学家加入翻译工作室，进一步帮助平台不断改善，提升中国文学的翻译水平。她说：“培训新一代翻译家非常重要，因为虽然现在从事英译意的人很多，但是从事中译意的人还不多，而意大利人越来越注重中国文学。我们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培训，来持续提高翻译质量。”

　　傅雪莲希望将翻译工作室线上平台进一步打造成西语学习平台。她介绍，该平台已组建一支由汉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研究学者等专家组成的团队，希望吸引更多的汉学家、语言学家、意大利研究学者，以及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译者参与进来，共同分享经验提升翻译质量，也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再孤单。她介绍，目前中译意翻译研究著作只有两三部，一部是多年前关于语法的著作，另一部是她2022年写的《字符与字母，译自汉语》 （Il carattere e la lettera. Tradurre dal cinese，由Hoepli出版社出版），书中涵盖了中译意文学翻译范例和分析。此类的翻译研究著作应该再多一些。

　　此外，傅雪莲对中国出版机构推动文学作品“走出去”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有好的作品内容还要有优质的翻译。如果翻译得乱七八糟，会给读者留下很坏的印象。二是注重选好出版社。随着中国文学在意大利的兴起，意大利最近出现了专门出版亚洲文学图书的出版社，有一些是个人开的工作室。中国出版机构应更多研究对方出版社的情况，如果一本书只印几百册就很难产生影响力，要在提高印量的同时，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

　　索尼娅·布雷斯勒：让中法友谊源远流长

　　从2020年开始，索尼娅·布雷斯勒（Sonia Jeanne Bressler）创建的丝路出版社一直出版《中法对话》（Dialogue Chinese-France），刊发评论性文章。布雷斯勒还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和3位中国作家合作，出版了《北京新闻》（Nouvelles de Pékin）。未来她希望与中国各方开展更多合作，出版更多中国哲学、社科类图书、小说和诗歌。

　　布雷斯勒介绍，她2005年获得了哲学和认识论博士学位之后，就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从莫斯科乘火车到北京，在这里爱上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她下定决心，去发现更多关于中国的故事，于是去了西藏、新疆、甘肃，记录了每段旅程的故事。这些写出来的故事想找到出版社很难，2017年，她决定创建丝路出版社，“在中法文化之间建立更多联系，并捍卫一个和平、共享的世界”。

　　“在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过程中，需要有更多空间来讨论、发现和交流好的做法。”在全世界的出版社和作者之间建立沟通非常重要，布雷斯勒很高兴能够“与中国书业机构交流关于当下各种新话题的想法并相互理解”。作为一位哲学家，布雷斯勒希望出版更多哲学类图书，分享彼此想法，也希望通过诗歌了解中国人的感受，“中国人如何生活，如何爱，如何分享自己的情感。我们需要通过文学和社会科学共同发现生活的意义”。

　　丝路出版社创立7年来，出版了《法国与中国六十年外交关系》《发现西藏》《新疆——丝绸之路上一千零一个奇观》等作品，2020年推出的《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通过大量事实有力回击了关于新疆的不实言论。

　　谈到如何找到好的译者，她认为，必须花时间与他们讨论，并阅读他们的译文。通过BIBF这样的书展平台可以与一些译者相遇并相互了解。

　　布雷斯勒介绍了寻找译者的主要方式，如法国文学翻译协会（ATLF）可以推荐专业译者。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等高校和汉学机构培养了大批中国文学翻译专业的学生。领英等专业网络平台上可以找到译者。此外，法国国家图书中心（CNL）等机构提供的翻译资助和常驻计划也为翻译提供资助，可以推荐高品质的译者。

　　布雷斯勒表示，法国人对中国图书和文化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有一些中国作家在法国取得成功，中国春节等传统文化活动在巴黎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法国巴黎图书沙龙还将中国文学作为焦点活动。但目前的问题是，法国对中国文化存有偏见和刻板印象，必须尽力阻止其进一步扩散。为此，她建议从几方面采取行动。一是教育和文化交流。要鼓励中法高校间的交流，让学生更好理解两国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二是发挥媒体和纪录片的作用。通过Arte电视台等渠道宣传关于中国及中华文化的纪录片和报道。三是举办会议和对话。组织有专家、作者和学者参与的会议及开放式讨论，讨论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现实。四是扩大翻译品类。鼓励虚构、散文、诗歌等各类中国作品的翻译，为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更完整的视野。

　　谈到对未来合作的期望，布雷斯勒表示，希望开展作者交流项目，邀请中国作者到法国的作家常驻地进行创作，中国方面也邀请法国作者到中国作家常驻地进行创作，以促进创作上的交流；希望合作出版更多图书，让合作出版的作品在两国同时落地；希望共同举办文学节之类的文化活动，展示两国作者作品并与读者直接互动；在教育领域，让更多法国学生与中国作者见面，了解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她还建议共同举办展览、电影展等文化活动。“中法两国有很多想法值得分享，并付诸实践，这样两国之间就可以通过这一友谊的纽带保持连接，彼此永远不会疏远。”

　　贝特利特·于梅尔：推动中阿经典著作互译落地

　　贝特利特·于梅尔（Petrit Ymeri）对于获得2024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感到“无上荣耀和快乐”，他所在的阿尔巴尼亚知识出版社（Dituria Publishing House）与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合作多年，分别出版了小说、短篇故事集、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类图书，以及儿童文学作品。他希望未来继续与中国出版机构开展合作。

　　于梅尔介绍，在阿尔巴尼亚，中国文学和文化过去一直鲜为人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少看到中国图书，到了21世纪初，有零星的中国出版物出现，但翻译为阿尔巴尼亚文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类图书仍很难看到。知识出版社从1990年以来一直出版各国，尤其是欧洲的文学类、语言类图书，但缺少中国图书，也对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缺乏了解。但于梅尔认为，出版阿文版中国图书是对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应承担的责任，于是开始翻译中国图书。知识出版社与中国的图书合作从2015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出版商协会与当时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达成《中阿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协议》，包括知识出版社在内的3家阿尔巴尼亚出版社参与其中。

　　中阿两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保持着珍贵的友谊，加上阿尔巴尼亚读者对有悠久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保持好奇心。中阿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推进得非常顺利，至今，知识出版社与全球数百家出版社和文学机构开展了合作。于梅尔表示，知识出版社以严谨、愉悦的心态推进这一项目，出版的图书深受阿尔巴尼亚读者欢迎，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但是这项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还很难对阿尔巴尼亚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出准确判断。于梅尔表示，阿尔巴尼亚图书市场仍存在一些空白，在与中国同行讨论对两国读者都有益的互译书目时，发现当地读者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经典文学以及历史、文化类图书。“很高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阿尔巴尼亚读者带来中国图书。我们相信，我们在做非常有价值的工作，绝大多数中国文化类图书都受到阿尔巴尼亚读者欢迎，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在经典文学之外，我们也会把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类图书都翻译出来。这些图书对于更好理解中国思想的独创性非常有用。”知识出版社会选择专注于历史、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出版社合作。

　　于梅尔介绍，阿尔巴尼亚的读者、书店店员和出版同行对中国图书的兴趣很浓厚。在项目开始的这几年，于梅尔和他的团队尽力翻译出版及推介这些图书，吸引到同行关注及更多出版社参与，使中国出版物的数量大大增加。这为中国文化在阿尔巴尼亚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

　　翻译过程中，知识出版社与优秀的、经验丰富的译者合作，译者会从多种语言来翻译，如很多作品从英文翻译，同时参考意大利文和法文等文版。在阿尔巴尼亚，有少量多年前在中国大学学过汉语或者曾在外交等领域工作、熟知中国的译者。于梅尔说，该社翻译出版《红楼梦》花了近3年时间，并经过认真且周密的研究最终完成。在翻译和准备历史、传统文化等类图书时，也要作认真且周密的研究，遵循严谨的专业准则。

　　于梅尔表示，非常希望而且相信，双方将继续这项合作，用中国的新书和新作者不断丰富阿尔巴尼亚的图书馆。“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填补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空白，非常感谢中国出版机构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提供的支持。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结识了一些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好伙伴，在阿尔巴尼亚也有期待中国新书的读者。”

　　戴扬·帕皮奇：展现多元的中国文学

　　戴扬·帕皮奇（Dejan Papić）所在的拉古纳出版社（Laguna）与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联系密切，翻译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在奈飞上线剧集之前翻译出版了《三体》塞尔维亚文版。这些都让他感到非常骄傲。“塞尔维亚的读者喜爱阅读更多关于中国和中国历史的非虚构类图书。此类书出版后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现在最重要的项目是与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塞尔维亚文版。”

　　帕皮奇开始对中国图书和文化产生兴趣，要从多年前第一次与蕴意深刻而且多样的中国文学相遇开始。“拉古纳出版社专注于为读者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在向塞尔维亚读者介绍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作品方面潜力巨大。我们希望架起中塞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文学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帕皮奇说，“塞尔维亚读者阅读全球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推动我们拓宽更多元的书目，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声音。推广中国图书带来的合作机会及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出版社的范围，也为中塞两国开展更广泛的文化对话作出了贡献。”

　　“做出版要有商业层面的考量，塞尔维亚出版业最激动人心的是分享激情、相互尊重和文化交流的时刻。在经济不稳定或政治过渡时期，出版从业者经常通过分享资源、共办文学活动或营销活动来相互支持。这样的做法不仅增强了出版业的韧性，也践行了培育塞尔维亚文学样貌的共同承诺。”帕皮奇对图书选题提出了建议，“可以对塞尔维亚做市场调研来了解当下阅读潮流、流行的图书类型以及读者新的阅读兴趣，或与当地传统、历史和社会事件共振，吸引更多人关注。还可以与当地的文化专家或咨询分析人士互动，确保出版的内容与塞尔维亚读者的喜好一致。此外，与塞尔维亚的作者、出版社和了解当地市场并能提供相关建议的文学经纪公司建立合作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拉古纳出版社的业务重点是促进文化对话并提高全球文学的可见性，其中包括在塞尔维亚的中国文学作品。帕皮奇介绍，在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支持下，拉古纳出版社在贝尔格莱德最大的书店——SKC组织了莫言作品的宣传活动。多种中国作品被列入出版社每月书友会书目，每月书友会还邀请译者、编辑、教授和其他书业专家参加。他们还将探索更多与中国同行建立联系与合作的方式。“通过这些努力，增强跨文化的鉴赏力，推进翻译项目，让塞尔维亚读者有更多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渠道。”

　　谈及翻译出版及宣发的经验，帕皮奇表示，图书翻译要请经验丰富的译者，尤其是莫言这样的知名作家，更需要兼具专业性和文化鉴赏力的译者并制定缜密的出版流程。在拉古纳出版社，他会优先与掌握语言知识、熟悉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者合作。想触达更广泛的读者群，则主要通过书友会。该社的书友会有85万多名会员，还设有数字平台、社交媒体账号，并与当地书店和文化机构合作推广中国图书。“读者非常认可我们推广中国文学的做法，这可以拓宽读者视野，关注到中国作者的独特视角，同时深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了解。”

　　他还强调说：“我们要确保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文化改编达到最高标准。双方共同进行宣推和发行也非常重要，如共同开展营销活动、参加国际书展，以及通过当地书店和网络平台直接触达当地读者。中国合作伙伴的人脉和专业性，也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学在塞尔维亚的可见性。”

　　（下转第11版）　　（上接第10版）

　　拉格纳尔·鲍德松：我翻译的《论语》译本注解比正文多

　　在第17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上，新晋获奖者拉格纳尔·鲍德松备受关注。他有许多身份：上世纪70年代首批到北京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冰岛驻华大使馆前公使参赞、副馆长；他还是“中国通”、汉学家，是把《论语》翻译成冰岛语的第一人，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的译者。

　　“我年轻时来到中国，发现这里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鲍德松刚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很多课程听不太懂，不仅是语言层面要理解，更因为有思维模式的差异。“后来我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反复读了好几遍，才开始初步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鲍德松以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为切口，一点点探索着全新的思维体系和世界观，也自此开启了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

　　此后鲍德松到日本东京大学交换学习中国哲学。“我发现，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翻译去作全面透彻的研究”，鲍德松自此开始翻译《论语》冰岛语译本。“仅是字面翻译远远不够，还要在前言中解释‘道德’‘仁义’‘君子’等基本概念，在正文中添加详细的注解，最后注解可能比我翻译的正文字数都要多。”翻译完成后，鲍德松很快找到冰岛的出版社出版了《论语》译本，据他回忆，“《论语》冰岛语版卖出了几千册，再版2次，那时冰岛全国人口还不到30万，这看来算是不错的成绩。”

　　1995年，冰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鲍德松被委派赴华参与使馆筹建。此后，他在外交官的岗位上坚守了25年，也在工作之余翻译完成《老子》冰岛语版。从翻译儒家思想经典到翻译道家思想名作，鲍德松认真查阅了许多资料，“《老子》（或称《道德经》）是全世界被翻译最多的图书之一，光英文就有几十个版本，在中国不同时期对《老子》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思考，也在翻译一部部名著的过程中不断加深。“春秋时期的‘孔孟之道’、法家的‘道’，在翻译时可以理解为‘主义’（英文-ism），但想翻译好道家的‘道’非常难，其他语言中没有相似的概念，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鲍德松又解释说，“比如书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指的是世界是变化中的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在翻译时，要添加详细的注释，解释的不只是词义，更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022年10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正式首发，鲍德松担任著作主要翻译。为保证翻译准确、优美且通俗易懂，鲍德松在翻译时反复查询和比对了中文版和英文版图书。“比如书中提到年轻人应该有‘信仰’，英文如果翻译为belief并不十分贴切，其实中文原文指代的含义更贴合‘理想’这个词，这是我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摸索的”。

　　从《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典籍，到如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重要著作，鲍德松发现通过国家治理造福人民的思想一直在书中延续着。鲍德松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向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上对人民价值的强调在他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包括实现脱贫、倡导和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没有类似全面的政治战略和决策介绍。中国这些年在‘脱贫’‘反腐’‘工业化’等方面的进展充分体现了‘中国速度’，令人惊叹。我竭尽全力将他的话简明扼要地翻译给冰岛读者，让他们理解文字背后的含义。”

　　谈到下一阶段的计划，鲍德松说，国外还存在一些对中国的误解，他想以西方视角为外国人写一部介绍中国的书，谈谈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立足中国国情、区域特色和“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理念，集中探讨国外机构到中国投资的市场环境和有潜力的发展领域。

　　吴秀卿：为中韩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第17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之一吴秀卿是韩国汉阳大学名誉教授、历任韩国中国语文学会会长与韩国演剧学会会长。为让中国图书和戏剧走进韩国人的生活，她和团队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中国戏剧朗读演出活动传递中国作品的“味道”与价值。谈到此次获奖，她开心地表示：“这次获奖是对我和团队极大的鼓励，非常感谢主办方。”

　　据吴秀卿介绍，她在读高中时就对中国文化和图书产生了兴趣。原本学习法语的她在上大学后，因个人兴趣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在此期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参加了大学戏剧社团。大学毕业时，她选择了关汉卿的《窦娥冤》作为毕业论文研究方向。“自此，中国戏剧研究和翻译成为我的本业，”她说。

　　吴秀卿的翻译成果主要为两类，一是学术研究著作，二是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方面，她有两部翻译代表作，分别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史）》和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她认为，《中国古代剧场史》对于帮助韩国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戏剧史和文化有着极高参考价值。文学作品方面，她简要介绍了老舍的《茶馆》和曹禺的《雷雨》翻译过程，她认为，这两部经典之作需要被高质量地翻译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挑战”。

　　2018年，吴秀卿在韩国召集了中国戏剧专业的翻译团队、评论家及导演，创立了韩中戏剧交流协会。提及协会创立初衷，她分享了这样一段经历，“韩中两国建交不久，1994年中韩日戏剧机构共同创立了BeSeTo戏剧节，是三国轮流举办的戏剧节。我参加并负责中国作品的翻译及交流调整工作，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让我感到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应该被推介到韩国”。她与团队一起挑选优秀的中国戏剧作品，做高质量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如“中国现代戏剧”丛书和“中国传统戏剧”丛书目前已出版了45种，之后再将这些翻译作品提供给适合的导演做朗读演出。她希望将中国好的剧目搬到韩国的舞台上，让韩中两国观众相互理解，进一步推动两国间合作。目前中国戏剧朗读演出活动已举办7届，共演出了23个剧目，活动效果非常好。在谈到目前协会工作的难点时，她表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找好剧本比较困难，希望中国专家学者可以向我们推荐一些好作品，并建立韩中两国交换剧目的平台；二是获得资助比较困难，在韩国国立剧团的支持下，我们在明洞艺术剧场举办活动，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之后希望可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将更多优秀的中国剧作推介到韩国。”

　　由于疫情，吴秀卿已经很长时间没再来北京。提到此次北京之行，她表示：“我见到很多朋友，他们一直鼓励我研究和推介中国戏剧，让我感到非常温暖。”第一次来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她感受到图博会现场的热闹氛围：“我在艺术书展上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精美图书，感受到中国艺术书的悠久历史及魅力。希望下次来北京可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参观学习。”这次她还在BIBF活动上遇到了作家刘震云，“他向我推荐了其作品《一日三秋》，希望我能担任这部书和剧本的翻译工作”。之前吴秀卿就已翻译过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她说：“我非常喜欢刘震云的作品，戏剧《一句顶一万句》在韩国演出非常成功。”

　　对于之后的中国图书翻译，吴秀卿介绍：“最近我正翻译南戏的《五伦全备记》，是明朝时期从中国传到朝鲜的一部中国戏剧。我之前在中国发表过很多关于中国戏剧的论文，因此想将这些文章整理出来，出版一部韩语图书。”从事中国戏剧研究和翻译工作已有40多年的她有着独到的翻译理念，她认为：“翻译是再创作，见书如见人，译者需要了解作家，有了灵魂的交流，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作品深层次的含义。同时，译者要有一定的语言功底，对待任何内容都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