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萍

　　在现代中国出版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常被时人视为三足鼎立的出版机构，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传播之功，常令出版业的后来者追怀不已。就目前出版史的研究来说，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最为繁盛，中华书局亦时有关注，关于世界书局的研究和论述则冷清许多。冷清的原因，与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散有关，也与其不无争议的创办人沈知方有关。但世界书局毕竟是20世纪上半叶卓有影响的出版机构，40年中出版了5000多种图书，彰显了不可忽视的出版实绩。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去世的时候，《申报》《新闻报》都以“书业巨子”为其盖棺之评。对世界书局和沈知方这一现代出版史的重要机构和人物，王鹏飞的《中国出版家·沈知方》一书进行了发掘式的资料爬梳和人物勾勒。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家”成果之一，王著没有采用翻案式的视角进行简化处理，而是在深入爬梳原始资料，力求所论皆有所据，以不溢美、不隐恶、不唯从的态度，对沈知方的书业人生第一次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呈现。不但提供了一个生动立体的“人”的视角，也还原了一位现代出版人执着而艰辛的命运。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及人与时代的关系时说，“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回望战火纷飞、列强环伺的现代中国，自是充满了各种不幸与意外，但勇者的意义就在于冲破种种不利局面，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沈知方正是晚清民初这一大动荡时代出版业的勇者之一。当然，这位出版业的“勇者”并非毫无缘由地突然出现，而是有着传统书业家族的鲜明印记。该书的开始，作者清朗有序地梳理了200余年来“夙以书世其业”的山阴沈氏家族，对产生过沈复粲等知名藏书家的沈知方的先祖们进行了考辨，回答了沈知方之所以成为现代书业巨子的家族渊源。这是一个具有近现代蜕变意义的出版隐喻：一位从传统旧书业出发的少年，与时代潮流共进，最终成为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家。这种前世今生的勾连映照中，闪现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沈知方少年时在父亲安排下，15岁进入绍兴奎照楼书坊做学徒，17岁赴上海在广益书局担任跑街，20岁以“老书坊里杰出人才”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自此而后，沈知方全面感知现代出版风貌，一窥现代出版真意。1912年，沈知方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与陆费逵一起创办中华书局，并在入局之后担任中华书局历史上唯一的副局长。1917年离开中华书局之后，又独立创办世界书局，开创了个人出版生涯的新局面。就像“文化的商务”与“商务的文化”之感叹一样，出版业是要在文化与商业两方面都做好文章的行当，既要掌握盈利密码，还要为传播文化尽一份天然责任。沈知方出商务印书馆到中华书局，激情满怀却遭逢“民六危机”；自立门户世界书局，先以通俗出版站稳脚跟；又因为进入教科书市场，而与商务和中华两位前东家发生商战；鼎足势成之后又因跨界经营导致资金链断裂，无奈引退……纵横出版界40年，沈知方的出版人生可谓大起大落。在跌宕起伏中，沈知方的谋略、气度以及无奈都跃然纸上。苦涩不甘与待机蛰伏是其低潮期的两面心态，在心力交瘁、左支右绌的探索受挫中，沈知方的“枭雄”人格也越发突出。

　　梁启超有言：“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在现代中国腾挪跳跃，沈知方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曲折之路。在这条路上，世界书局是沈知方最醒目的人生坐标。诚实再现过去的真事实，真切感知传主的“志”与“业”，在历史大树上滋生新的枝叶，吸引路人注目沉思，传记写作因此而生生不息。《中国出版家·沈知方》以出版为沈知方的灵魂，抛却简单化的标签，在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现代大潮中尽力还原一代出版怪杰的丰富面相，既是王著的初衷，也是其成功所在。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