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意义不应只是无感情的客观描述，而应达至对生命与文明的理解和反省的层次。作为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学者，其所做的研究应超越简单的个人动机，穿越沟通的隧道，为失语或失声者发声，尽一份学科和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人类学中，一直有“把声音留给他者”的传统，研究者自身的经验与情绪的暴露是严重的禁忌。在民族志书写的过程中，“我”不具有言说的合法性，是不被鼓励出现的，而是多用第三人称或不使用人称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但这种表面上的客观与科学已遭到诸多质疑。在越来越深入的对传统民族志的反思过程中，当代民族志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个人化”特征日益增长。在一些人庆祝和另一些人的哭泣声中，很多研究者已经放弃了那种抽离的、非个人化的书写模式，而转向制作带有更多个人化情绪声音的文本。如果我们接受个人化书写作为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将面临它应怎样出现、应行向何方及应行之多远的问题。

　　犹太古巴裔美国人类学家露丝·贝哈在民族志书写反思高潮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对传统的客观标准进行了强烈批判，认为那种抽离的、非个人化的客观呈现是不完整的，试图回归民族志文本的本旨，即作者与研究对象一起向读者讲述田野过程中的真实故事，使作者的在场不再成为欲掩还羞的存在。她的《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一书即是尝试如何讲述故事的实践作品。全书由六篇融汇个人情感经历和田野分析的随笔组成。与过去20年出版的各种动情写作中“满篇都是不必要的愧疚或过多的虚张声势”不同，贝哈的动情的民族志书写关注的不仅仅只是情绪病的田野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种深刻的对人类学见证的深情承诺。田野工作者将自己的经验与情感投射到复杂而又富有生机的田野过程中，由此民族志作者不再是“越过他者本人的肩膀”去阅读他者的文化，而是与研究对象站在同一条线上，共同进行文化的理解与交流；民族志作者也不仅仅只是“移情”，还要积极调动自己的经验与情感尽力与研究对象产生深层次的碰撞与共鸣。在这里，民族志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就变得异常重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研究者的经验与情感有多丰富，其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主题的挖掘可能就有多深入。

　　目前学界已公开承认研究者个人的动机与主观性经验会对研究和写作，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贝哈的这一随笔集可以说向我们展现和例示了这种影响的具体过程，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观察者自我”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这一“观察者自我”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应把握怎样的分寸。换言之，研究者个人动机可以促动甚至影响研究主题的选择或研究的方向。但真正深入的研究却不能只停留在个人动机层面，而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与胸怀。人类学家通常是通过了解自己去了解他者，也通过了解他者来反观自己，这也是人类学的意义所在。但作为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学者，我们的研究应超越简单的个人动机，去进而理解更广大的底层、弱势和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穿越沟通的隧道，为失语或声音无法传达者发声，尽一份学科和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以此而言，贝哈的这一随笔集有些过于关注并停留于个人动机上，给人的感觉好像她的研究目的更多是为自己解惑，让人不得不质疑她是否也会忽略掉一些研究者经验中所没有而对研究对象而言可能更深刻的境遇或经验？如果没有个人生命体验的相互投射与共鸣，二者是否就无法达成理解？

　　同时，由于作者与她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地位、身份、阶层甚至种族等方面悬殊差异，她在对她的墨西哥朋友玛塔及古巴同胞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个人优越感。无论是回到古巴，还是去西班牙、墨西哥做调查研究，对作者来说，都还是对异文化的“他者”进行的研究，尽管作者一直努力融进个人经历以此消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但作者的犹太古巴裔美国人类学家的学者身份所附带的个人情感与人生体验与其研究对象的境遇与体验的交流很难达到真正的对等。这一点也暗示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阂和距离并不会因研究者一厢情愿的动情观察与书写而完全遁形于无踪。

　　事实上，完全消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未免过于苛刻，但理想的研究还是努力使这一距离尽可能地缩小。相比人类学对“他者”进行的异文化研究，民俗学者在回到自己家乡进行本文化的研究时，共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人生体验使得民俗学者很容易贴近对方的生活世界，进行平视的、动情的观察。不是努力调动情感，反而常因努力抑制丰富而又复杂的个人情感的迸发而陷入无声的沉默。因真正了解而同情，而沉默。

　　总体而言，贝哈所做的反思与实践，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学的意义不应只是无感情的客观描述，而应达至对生命与文明的理解和反省的层次。她在民族志书写中进行个人化动情书写的学术追求与努力也值得我们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