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长年来积蓄的儿童生存问题已经到达了一个“爆发”的节点。这个节点的到来比域外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乃至近一个世纪，但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它正以一种无可阻遏的态势进入公众生活的视野。从若干年前已经开始受到一定关注的儿童食品安全、人身安全问题的不断升级到近期频遭揭露的儿童性侵事件，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反映的是我们社会中令人触目惊心的儿童生存问题，但从另一面看，它的被揭露和受重视的事实，也代表了我们文化的一种进步，它说明从20世纪初鲁迅提出“救救孩子”到今天，我们开始真正认识到了从最切实的生活层面“拯救”孩子的迫切问题。它们不应被理解为一些在当代社会才发生的儿童生存问题，而应被理解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但在过去从未受到如此关注的问题。方卫平教授主编的《2012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以儿童研究自身所特有的观察、梳理、分析、思考的优势，超越一般和泛化的社会道义批判，而进入到上述儿童生存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深处，揭示其内在的成因、症结，并为改善当代儿童的生存提出至少是操作理论层面的具有价值的对策建议。《2012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的出版有着重要的意义。

　　□刚刚得知《2012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出版的消息。从2007年开始，你主编的这一“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工作已经持续了六年。六年来，这项工作也引起了儿童文化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和一些媒体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你本人是怎么看待这项工作的？

　　■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研究领域，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留下过一段久远的历史。当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它的自觉的学术和历史建构，则要晚了许多。近年来，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儿童和儿童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索，积累了也许是近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化研究领域最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因此，我和我目前主持工作的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份“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的编撰，来逐年收集、整理、呈现当代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与校内外儿童文化研究专家携手合作，以前沿观察和学术评析的方式，向当代儿童文化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报告我们的思考和分析。我们希望以此来积累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共同推进、提升儿童文化研究学科的整体建设及其学术水平。

　　□你曾提到“年度报告”所做的不只是一项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其中也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你所说的“创造性”主要是指什么？

　　■是的，年度报告的工作远不只是像它看上去所做的那样，对每一年度出现的国内儿童文化研究成果加以机械的综合，而是包含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参与报告编撰的专家对于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搜集、选择、取舍、分类、编目、述评等工作，都要求创造力的介入。2007年年底，我和年度报告的编撰者们面对着排满整张大会议桌的年度文献，一次又一次地探讨应该以何种方式清晰、充分、层次分明地呈现这些文献。为此，我们从不同层级的学科分类中一遍遍地清理与儿童研究有关的学科，反复商讨相应的儿童研究分支名称，最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充分的覆盖力、分类标准又相对统一和合理的儿童研究学科框架。其间，关于某类研究究竟应该归属于某个分支领域，其分支命名应该如何处理才妥当，对于许多交叉性质的研究又该如何安置等问题，都是经过多次讨论乃至争论，才逐渐形成的。这个框架，实际上也包含了我们对于当代儿童研究总体构架的一种思考。

　　□儿童文化研究涉及许多领域，具有很大的学科跨度。你在主持编撰时，基本思路如何？

　　■我们的基本思路，一是关注年度儿童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二是关注与当代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政策、新思潮、新问题的研究；三是重视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和整体呈现；第四，力求表达选编者和有关专家、研究者的立场和思考。每一年度的报告除了通过儿童文化理论、儿童政策、儿童社会学、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传播学、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学等常规学术板块来梳理各个年度内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又以“热点聚焦”板块提取和呈现年度儿童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些话题涉及留守与流动儿童、儿童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未成年人犯罪、儿童食品与用品安全、青少年流行文化、男孩危机、儿童虐童等与儿童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现象。

　　□你是怎么看待儿童研究工作的价值的？

　　■我一直相信，童年的事情，是一桩与整个人类文明相关的事情；童年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文明自身的问题。因此，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可以为我们孩子们的生存与发展，为我们时代文明的进步，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这也正是“年度报告”和一切儿童研究工作的最终价值。在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前提下，《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接下去将持续加强各项工作。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问题也将为中国儿童研究本土理论的建构，提供独一无二的现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