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敏

　　如何更好地认识信息社会及处于其中的我们自己，唐小林教授在《信息社会符号学》中做了明确地回答。在他看来，“世界的本体是符号，世界是以符号的方式存在的”。人类通过意义感知和认识世界，而意义却只存在于符号中，本身并不在场，因此世界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存在。

　　信息社会是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和消费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这是它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根本区别。为了阐明信息社会的三副面相，唐小林从信息和链接入手开始分析。在他看来，口语—身体媒介时代，人类社会文化传播的主型是强连接，人类通过这样的链接方式形成了部落化的社会方式。在文字—书写媒介时代，社会文化传播的主型是弱连接，这样的链接方式促使人类开始进入有意义地创造意义并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而在数字—网络媒介时代，社会文化传播的主型则是超链接，其不仅决定了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甚至还创造了人类新的文明。

　　在一个以超链接为文化传播主型的社会中，连线力的强弱代表着文化权利的大小，因为它不仅决定了信息的获取能力，同时还是占据媒介渠道的手段。然而超链接本身却有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它让许多之前不可能的东西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它又会带来过度连接、过度交往和过度文化。这些过剩不仅会带来弱关系、弱理性和弱文化，同时还会带来过剩的意义。当今社会许多人受困于过剩意义而迷失人生方向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除了信息和链接，唐小林认为体裁偏向对认识信息社会的三副面相也具有重要意义。若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大局面文本，把人类组织经验的方式作为这个文本的叙述方式，那么人类社会从叙述体裁上看就经历了从演示类叙述向记叙类叙述再向拟演示类叙述的三体演进。口语——身体媒介时代，人类社会的叙述体裁主要是演示类的；其后的文字——书写媒介时代，人类社会的叙述体裁主要是记录类的；而数字——网络媒介时代，人类社会的叙述体裁则主要是拟演示类的。在拟演示类叙述体裁中，屏幕成为时代的中心，宇宙缩小为屏幕，屏幕放大为宇宙，人的实践活动与实践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在屏幕中展开和获得的。唐小林认为“这是信息社会与其他类型社会最直观也最深刻、最根本的区别”。

　　信息社会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诗性符号景观的出现。诗性符号“乃是被认为超出实用意义的人造符号”，而诗性符号景观则指超出实用意义的人造符号在信息社会以景观的方式呈现。虽是如此，诗性符号景观的出现并没有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诗意，诗性的符号化和景观化反而导致了诗性的迷失和隐匿。被美学构建过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化，艺术过剩和审美中断导致人进入“存在之轻”，从而真正的诗性被放逐。

　　在唐小林看来，信息其实是装框的产物。信息与其他事物一样，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信息社会通过把事物提纯后以分解为信息单位的方式“消灭”和“重建”，并进而按照人的欲求实现原有事物的提档升级和新的赋能。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建或重构空间，这个重建或重构空间的方式就是装框。装框是信息社会的意义生产方式，其意义生发的路径包括编码/解码、认知/建构和交流/传播等几种方式。装框之后，信息单位就被赋予了框架这个元符号，就有了被符号接收者按照某种方式解释意义的可能。因为装框，信息接收者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经过装框者选择和重组过的，因此他们解释出来的意义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另一方面，装框覆盖了信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蕴含着深刻的全球性矛盾。

　　作为信息社会的三副面相之一，智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便是人工智能成为意义生产机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尽管人工智能已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但截至目前它依然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还没有到来。唐小林认为由于人工智能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只是一个“符号机”，即便它成为主体，也只能是一个“符号主体”。人工智能尽管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它也有可能带来一些较为严重的文化后果。

　　最后，唐小林批判性地思考了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信息社会是建立在数字、电脑和互联网上的时代。数字即比特，是信息社会的基础，是信息社会符号系统的元符号。因此，构筑在数字基础上的由电脑和互联网构成的世界就是一个元符号的世界。元符号是关于符号的符号。数字化生存开启了一个由元符号、元文本、元文化和元意义构建的元时代。

　　在这个由元符号主导的时代，物符号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元符号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进而数字化社会的整个符号体系便有坍塌的危险。周遭世界的缩减又意味着面对面的交流、体验式的生活以及在场的身体离我们越来越远，从而导致人类生存具身性的减弱或消失。

　　《信息社会符号学》不仅是一部关于信息社会的符号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反思的思想论著，其不仅分析了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