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青

　　丁四新先生及其弟子所著《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对上博楚竹书中所涉及的哲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全书近 75 万字，堪称巨著。学界以往对于上博楚竹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多数成果都是单篇研究，综合性的思想论著较少。丁四新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中国思想史领域，尤以出土文献研究享誉学界。他很早就进行了上博楚竹书的研究，其成果也早已引起学界重视。《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一书首次以“哲学文献”为名将上博简相关文献集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包含“思想研究”和“竹书注译”两个部分。“思想研究”部分既有对《孔子诗论》《性情论》《容成氏》等文献的个案研究，也有对《论语》类文献等的综合研究；“竹书注译”在吸收学界相关成果后进行了注译，由“简介”“原文”“注释”“今译”和“思想”等五个部分组成，“今译”和“思想”两项是同类成果较少见的。

　　《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将上博楚竹书中的哲学文献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儒家文献，以孔子为中心，包括《孔子诗论》等篇；第二类仍然是儒家文献，但难以直接看出与孔子的关系，包括《性情论》等篇；第三类属于道家文献，包括《恒先》等篇；第四类是儒道之外的其他类文献，包括《曹沫之陈》《参德》《鬼神之明》《慎子曰恭俭》等篇。可见，上博楚竹书的哲学文献数量很多，内容丰富，以儒家文献为主，同时也有少数道家文献和其他类文献，这些文献在传世文献中基本未出现过，对于早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上博楚竹书中的儒家文献内容是最多的，尤其是有许多与孔子直接相关的文献。通过丁四新先生的研究，可以发现上博楚竹书中的儒家文献不仅丰富和补充了许多早期儒学的资料，而且改变了我们关于早期儒学史的认识，主要体现在：

　　其一，丁四新先生通过缜密的分析发现《颜渊问于孔子》《仲弓》《弟子问》《季康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孔子类文献或称《论语》类文献是战国晚期的《论语》抄本，其主题是为政思想，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和今本《论语》偏重于道德修养不同。其二，丁四新先生认为上博楚竹书《缁衣》《民之父母》《子羔》《从政》《容成氏》《仲弓》《季庚子问于孔子》《武王践阼》《君人者何必安哉》《颜渊问于孔子》等篇能够深化对于早期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其三，丁四新先生认为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性情论》对于早期儒家心性论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上博楚竹书中的《恒先》《凡物流形》《参德》《鬼神之明》等四篇文献也是传世文献中未曾出现的，丁四新先生对这四篇文献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挖掘其对先秦思想史的价值。概括起来，这四篇文献对于先秦思想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其一，丁四新先生重视上博简《恒先》《凡物流形》等篇对先秦道家宇宙论和气论的丰富和深化，《恒先》《凡物流形》等篇既与道家传世文献和已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楚竹书《太一生水》等道家出土文献有思想上的传承性和一致性，同时又有其独特的思想特征，尤其在宇宙论和气论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于进一步探究和理解先秦道家的思想面貌是难能可贵的。其二，丁四新先生重视《参德》和《鬼神之明》等思想学派归属有争议的出土文献，不强行给这些文献划分学派，而是客观平实地加以研究。总之，丁四新先生关于上博楚竹书道家文献和其他类文献的研究，充分挖掘了《恒先》《凡物流形》所呈现出的新特征，是先秦道家在宇宙论和气论等方面的丰富和深化，这对于进一步探究和理解先秦道家的思想面貌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学界对于先秦道家的认识和理解。丁四新先生对于《参德》和《鬼神之明》的研究，令学界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一书对于上博楚竹书中的哲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既有文本注译也有思想研究，既有个案研究也有综合研究，堪称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者。丁四新先生综合运用语言学方法、二重文献比较分析法、解释学的方法和思想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于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的细致分析，得出的结论平实可信，对于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的注译简明扼要，在强调准确性的同时也追求可读性，在同类成果中是少见的，是关于出土文献研究的典范之作，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丁四新先生对于上博楚竹书儒家文献、道家文献和其他类文献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从这些研究可以确证出土文献可以改写先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