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涛
当权力乐章终了，喧嚣散去，一位封疆大吏的灵魂肖像在众声喧哗中逐渐清晰。周大新小说《曲终人在》以一场省长的死亡开篇，借26位亲历者之口，拼图式还原其复杂仕途，撕开官场生态的隐秘褶皱。这远非简单的清官颂歌，而是一部直面人性幽微、制度困境与权力本质的深刻解剖，一曲警醒世人的反腐启示录——追问曲终之后，何者长存？它既是现实官场的一面多棱镜，亦是为官者精神境界的叩心之问。
“曲终人在”——当周大新为这部小说定下如此充满张力的书名时，或许已为读者埋下了理解其精神内核的钥匙。2015年出版的这部小说，开篇便是欧阳万彤省长猝然离世的场景，而真正的故事却在他死后才拉开帷幕——一位名为“周大新”的作家受家属委托为省长撰写传记，通过对26位亲历者的采访，逐渐拼凑出这位封疆大吏的真实形象。这种“死亡开场”的叙事设计，本身就蕴含着对官场生态的隐喻性批判。
《曲终人在》最令人瞩目的艺术创新，在于它打破传统线性叙事的勇气。小说通过26位叙述者——上至省委副书记、同僚政敌，下至司机、保姆、农民的“采访录音”，构建起多声部的叙事交响。现任妻子常小韫起初以真诚坦率示人，却在二次采访中被迫袒露以权谋私的真相；同乡魏昌山从受助者蜕变为军内巨贪后，对欧阳万彤的回忆充满怨毒；而那位手眼通天的商人简谦延，则通过精心策划的构陷，展现出资本与权力媾和的危险。
叙事视角的多维性变奏，使个体被官场龃龉规则所劫持却又一次次不得不做一个本着良知进行反劫持的强者。
这种“拼图式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每个叙述者既在描摹欧阳万彤，更在无意识中暴露自我。
不同于传统“青天”式官员的简单塑造，欧阳万彤是周大新贡献给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审美创造。这位从乡镇一步步走上省长岗位的人物，既非“高大全”的虚假模范，也非脸谱化的贪官污吏，而是一个在体制旋涡中艰难保持平衡的行走者。这种塑造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官场人物书写范式，正如大新与我交谈时常说的：“好官首先是个有弱点的人”。
小说最震撼人心的部分，是欧阳万彤那段被反复引述的为官三境界论：“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时，把为官作为谋生手段……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级官员时，把为官作为光宗耀祖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段灵魂自白，既是对官员成长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周大新对官员精神境界的殷切期许。它精准击中了当前反腐败斗争中“能吏腐败”现象的核心病灶——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境界理应越高。
更可贵的是，欧阳万彤始终保持着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而他最终选择将收受的贿赂以行贿者名义捐给慈善机构的“曲线廉洁”，既是对现实妥协的无奈，也是在体制夹缝中守护良知的智慧。
《曲终人在》的现实意义，在于其超越具体反腐案例的普适性警示价值。周大新通过欧阳万彤的仕途轨迹，揭示了权力运行中的几组致命矛盾。
权力与监督的失衡：当欧阳万彤感叹“当了一把手就没人限制”时，实际上点出了腐败滋生的制度性根源。这种生态若不改变，清廉者要么被淘汰，要么被腐蚀。
家庭与公权的冲突：小说对“家族腐败”机制的剖析尤为深刻。
人性与制度的博弈：周大新没有简单将腐败归因于个人品德。通过欧阳万彤的挣扎，我们看到的是制度缺陷与人性弱点共谋的悲剧。
周大新通过文学叙事完成的，正是对“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一政治理念的审美呼应。当读者目睹欧阳万彤在无人监督的环境中如何艰难自律时，制度建设的紧迫性便不言自明。
作为周大新文学生涯的突破之作，《曲终人在》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同样值得称道。
文体实验的勇气：小说采用“拟纪实文学”形式，将虚构的讣告、采访录音、遗物清单、新闻报道等非文学元素拼贴成复合文本。这种打破传统小说叙事框架的尝试，使作品获得类似历史档案的真实质感，也呼应了后现代语境下真相相对性的哲学思考。当26位叙述者各执一词时，读者不得不参与真相的建构——这种阅读的民主化本身便是对权力垄断叙事的解构。
理性现实主义的典范：面对容易流于猎奇的官场题材，周大新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清醒。他没有迎合市场对官场“厚黑学”的窥探欲，而是以冷峻笔触解剖权力本质。这种“理性现实主义”（如评论所言）的态度，使作品超越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格调，成为关照民族政治文明的严肃思考。
中原作家的精神风骨：掩卷沉思，从欧阳万彤身上，我看到了周大新作为南阳文脉传承者的精神图谱。河南南阳这片诞生过科圣张衡、智圣诸葛亮的热土，向来有培育济世情怀的传统。《曲终人在》中那种对苍生的悲悯、对责任的坚守、对家国的大爱，恰南阳风骨在当代文学中的回响。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豫剧唱段、伏牛山风物、黄河意象，更使作品扎根于中原文化的深厚土壤。
当合上这部厚重之作，“曲终人在”四字在我心中激荡出新的意蕴。权力终会落幕，而为民请命的风骨永存；生命总有终结，但守护正义的精神常在。在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的今天，《曲终人在》恰似一面明镜，照见为官者的初心与使命。它提醒每一位手握权柄者：当历史的乐章奏毕，人们终将铭记的，不是权力曾有的煊赫，而是它最终留下的精神标高。这或许就是周大新——这位从南阳走出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献给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文学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