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辛业芸（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作家）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在袁隆平院士辉煌的科研生涯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温暖故事，辛业芸就是其中一个，没有精心的安排，只有一个普通青年的勇气，和一位科学大师的慧眼。在袁隆平院士去世后，作为他曾经的秘书和长期合作者，辛业芸继续致力于整理和传播他的生平与精神。在一次深入的通话中，她回顾了与袁隆平结缘的往事，并分享了其新书《稻济苍生：袁隆平》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而立之年的迷茫与追寻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将满三十岁的辛业芸在湖南省农科院办公室工作，内心却充满了困惑。“人都说三十而立，我却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立’起来。”辛业芸回忆道，当时的她每天处理着繁杂的行政事务，渴望找到一份能让自己全心投入的事业。就在那时，同在农科院的袁隆平和他所代表的杂交水稻事业，如同一道曙光映入她的视野。“我想，如果能进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哪怕只是做最基础的工作，也是为这个伟大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这个念头在她心中生根发芽，最终促使她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

　　辛业芸选择了一个最传统却最见真心的方式——写一封自荐信。“我用信纸一遍一遍地誊写，直到涂墨或圈绕都没有了，才觉得满意。”如今回想起来，她仍能感受到当年的那份郑重其事。这封精心准备的信长达三页，字里行间满载着一个青年对事业的渴望、对科学的敬仰。然而，信写好后，如何交到袁隆平手中又成了新的难题。

　　辛业芸想出了一个“笨办法”，到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附近“转悠”，期待能碰上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她果然遇见了正在散步的袁隆平夫人邓则老师。“我立刻上前，对邓老师说：‘我给袁老师写了一封信，想请您转交。’”辛业芸记得，当时邓老师很和蔼地询问了她的想法，虽然旁边有人表示“中心不进人”，让她的心沉了一下，但邓老师还是收下了那封信。这个看似微小的善意，成为了她走向杂交水稻事业的第一步。

　　“莽撞”电话

　　信件送出后是漫长的等待。在期盼与焦虑中，辛业芸做出了一个更大胆、更妄为的举动。“我在电话本上居然找到了袁老师家的电话号码，直接就拨了过去。”这个举动看来或许不合适，而且需要极大的勇气，但辛业芸心想应该会是家中人先接电话。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电话那头传来的竟是袁隆平本人的声音。

　　“我完全不知所措！但还是硬着头皮说：‘袁老师，我给您写了一封信，想到您的中心来工作。’”袁隆平的回应十分简洁：“这个事情我不管。”这句话让辛业芸的心瞬间沉入谷底，但接下来的话又让她重燃希望：“这个事情由常务副主任管。”

　　虽然得到了“指路”，但接下来的半年依然杳无音信。就在辛业芸几乎放弃希望时，转机出现了。第二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她接到了那位常务副主任的电话。“他非常客气地说，中心要为袁老师配一位专职秘书，问我愿不愿意，如果愿意，明天就来见一下袁老师。”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她既兴奋又惶恐。“给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当秘书，我能行吗？”

　　在犹豫不决时，办公室一位老师给了她关键的鼓励。这位老师曾在20世纪70年代为刚到湖南农科院的袁隆平做过助手。她对辛业芸说：“袁老师是个好人，这个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太难得了！”这句朴实的话语，打消了辛业芸最后的顾虑。

　　从秘书到传承者

　　后来超级杂交稻研究的故事，成为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辛业芸不仅成为了袁隆平的得力助手，更在他的鼓励下攻读了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从秘书成长为研究者，最终成为袁隆平生平与精神的重要整理者和传播者。

　　回首这段结缘往事，辛业芸感慨万千：“从一封工整的手写信，到一个鼓足勇气的电话，我用自己的真诚敲开了理想事业的大门。”

　　这段看似偶然的缘分，背后是一位青年对人生价值的执着求索，也是一位科学大师对后辈的无私培养。它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更让袁隆平院士的精神与事业，多了一位忠实的记录者与传承者。

　　从秘书到学生，再到传记作者和精神的传承者，辛业芸用她的人生轨迹，诠释了何为“近朱者赤”。她的笔，不仅记录着一位科学巨匠的生平，更是在播撒一颗颗名为“精神”的种子。

　　对话 

　　□你在《稻济苍生：袁隆平》中希望展现一个怎样的袁隆平形象？

　　■我希望展现他作为战略科学家和世界性科学家的一面。他不仅是杂交水稻的开创者，更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蓝图——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一系法。这个战略眼光，已经几十年了，至今仍是我们的研究方向。当初评院士时，有人质疑他“学术性不够”，现在回头看，他的战略思维是超前的。

　　他也是一个不说大话的人。有些宣传说他从小立志解决人类吃饭问题，但我问过他，他很低调，只说想“学以致用”，想培育出好品种，帮农民提高产量。他的世界情怀，是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放大形成的。

　　□在袁院士身边工作，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

　　■挑战非常大。首先是处理国际事务，那时国际传真、邮件很多，我自恃英语基础还行，哪知搁置了八年没有用，就等于丢了，压力很大。袁老师甚至会故意用英语打电话回来“考核”我。

　　正因为感到自己的无知，我后来下定决心要读他的研究生，从农业经济管理跨专业到遗传育种。他非常支持，还给我题字“有志者事竟成”。他对我没有性别歧视，是真心的导师，鼓励我不断成长。

　　□在你眼中，袁隆平院士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方面：第一，是专业上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他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不断追求“高产、更高产、超高产”，这是他作为育种工作者永恒的主题。第二，是根植于心的使命感。他桌上总放着一个计算器，不算别的，就算“多少粮食能养活多少人”。他心中装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饭碗，更有“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胸怀。

　　□这本新书与你之前的著作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这本书更侧重于对标和诠释“科学家精神”，从多个维度去展现他的精神风貌。在内容上，我也加入了一些新的梳理，比如更系统地阐述他早在1985年就提出的超高产育种思路，这与我们现在的科研方向依然高度吻合。

　　□未来在写作上还有什么计划？

　　■袁老师去世后，我就决心要写一本在他身边工作的回忆录。但这几年一直忙于他的文献建设与全集编纂，工作强度大到神经衰弱。直到今年，我才真正开始动笔。我还想写一本以“种子”为主题的科普书，用更生动的方式向公众讲述杂交水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