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尚华（法律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地位作用、使命任务、基本原则、着力点等重大问题，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律出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肩负着传播法治文化、传承法治文明、构建法治话语权的重要使命。本文深入探讨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法律出版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高站位
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法律出版事业的
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这一思想体系为法律出版事业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法律出版事业的重要指导意义，在深化内化转化、入脑入心入行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深刻领会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丰富内涵。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丰富内涵。深刻领会立足中华文化根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丰富内涵。深刻领会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丰富内涵。
克难奋进
准确把握法律出版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深层次矛盾
当前，法律出版面临数字化转型、读者需求变化、同质化竞争加剧等诸多挑战，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一是传统出版思维还不能紧跟数字化发展的快速节奏。纸质图书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市场持续萎缩倒逼出版机构转型，但数字化产品的开发尚未形成成熟商业模式。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对内容生产逻辑提出拷问：当AI能即时生成法律文书模板与案例解析时，出版物的知识服务价值如何重构？这种技术压力迫使行业重新审视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内容深度、权威性与体系化优势成为突围关键。二是法律专业出版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大众对法治精神文化多元化的需求。法律文本固有的术语壁垒与逻辑体系，使其难以突破专业圈层的传播屏障。尽管普法教育推动法律图书受众外延，但“伪通俗化”的粗放出版模式导致作品陷入“专业读者嫌浅显，普通读者难理解”的尴尬处境。这种矛盾在数字化浪潮中愈发凸显——碎片化阅读习惯消解了体系化知识建构的耐心，短视频平台的法律内容传播虽具广度，却存在片面化、娱乐化的风险。三是法律出版还不能很好适应对外法治宣传的要求。推进对外法治宣传，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对法律出版工作而言，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过高质量的出版物，扩大中国的法治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的认识和认同。而现有法律出版物多以基础性法规翻译为主，有的还存在“硬翻译”现象，缺乏对中国法律体系特色、法治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文化标识性不强，加之出版模式依赖纸质书和版权输出，“中国内容、国际表达”能力欠缺，使本土法律出版物在国际市场话语权不够强。
知行合一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法律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鲜明态度，凸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面对法律出版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法律产品供给机制，加快新技术新应用与传统出版融合发展步伐，推进法律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在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的根本保证，也是对法律出版工作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法律出版工作者要认清自身肩负的责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把抓党建强党建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突出高质量党建主题，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法律出版事业的发展优势。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国家出版管理制度，加强图书、期刊、新媒体以及电子出版物等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不给错误思想观点和不良文化提供传播渠道和平台。
在不断强化品牌建设中提升高质量发展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当前，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好的产品是立业之本，法律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做好产品，一方面，需要立足法律细分领域，明确差异化品牌定位。围绕新法出台、司法解释的实施节点，持续更新法规类产品；围绕司法审判和重点法律业务领域，推出多个系列实务应用类图书；围绕理论发展和教学需求，做好以统编教材、自编教材、体系教科书为主的教学用书和以课程指引、案例研究、法学家代表作为主的助学用书以及新形态教材；围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优化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辅导用书、配套产品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大纲等内容；围绕律师、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务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法律与商业交叉领域的特点，开发出版针对性强的法律实务图书；围绕学术品牌建设，做好学术品牌产品的开发、维护与整合，形成文化价值强、读者认同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系列产品，保持有效的市场规模。另一方面，积极适应对外法治宣传的要求，推动法律出版“走出去”。聚焦提高产品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策划出版高质量涉外法治图书，翻译好中国重要法律文献和经典案例，大力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总结中国法治实践中的经验智慧，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建设成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催生的跨国法律冲突研究，推动比较法著作出版形成新热点。积极与国际出版商、文化交流机构合作，举办主题活动、阅读活动，推动出版实物输出和版权输出，提升中国法治国际影响力。
在不断推进融合创新中扩大高质量发展潜力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在法律出版实践中，要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一体化发展方向，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结构合理、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一是打造数字化产品新业态。探索“内容+工具”模式，将出版物与合同生成、合规自查等工具结合起来，形成闭环服务生态，提升用户黏性；开发智能法律数据库，实现法规实时更新与案例智能检索；构建交互式数字平台，提供在线法律咨询、模拟庭审等增值服务；推出基于VR技术的法律实务培训产品，增强用户体验感等。二是构建立体化传播新矩阵。通过专业期刊、行业会议巩固学术影响力；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法律知识科普，扩大公众触达；积极参与知名国际书展，针对不同法系区域定制内容；探索与跨国律所、国际组织合作出版，输出中国法治研究成果。三是拓展跨界应用。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将枯燥法条转化为可视化场景，推动法律出版与其他领域的深度融合。开发法院智慧图书馆系统，为司法人员提供定制化知识服务；与高校合作建设在线法律教育平台，嵌入出版内容资源；探索“出版物+公共服务”模式，为政府部门提供立法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法律知识咨询服务等，延伸品牌价值链。
在不断培养人才队伍中提供高质量发展智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推动法律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基础和关键。一是注重现有人才培养。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在线教育、研讨学习、学术交流等方式，定期开展培训研讨，提高编辑、策划、营销等专业人员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二是加快急需人才培养。积极回应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出版行业发展对高层次数智法治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立足法学与出版学学科交叉的行业特点，着力培养“政治素养+法律专业+数字技术”的三位一体复合型人才，有效提升队伍的数字素养与职业技能。三是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建立多维评价体系，分类确立评价标准，对编辑岗重点考核选题策划能力、法律专业知识、编校质量和社会效益等，对数字出版岗侧重技术应用能力、用户数据分析、产品创新等，破除“唯数量论”。适应行业转型，激励数字创新能力，突出专项贡献，将法律数据库用户增长、知识付费产品收益、AI辅助内容生成效率等纳入考评机制，采取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职业发展激励相结合的方法，拓展专业人才晋升通道，为法律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